[摘要]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学流派，其总体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和问题史学的观点对世界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改变了过去史学研究的狭小范围和闭塞的研究方法，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可以促进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拓展与深化。若遵循全面历史的研究方向与原则，年鉴学派自身的发展过程亦可以看作是史学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关键词]年鉴学派；总体史；跨学科研究；问题史学

[作者简介]曹美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不动产学院助教，硕士，广东珠海519000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2-0122-03

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命运动，毫无疑问，首推年鉴学派的出现。在所谓“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所谓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年鉴学派已比任何的史学流派更胜一筹，成为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

一、新史学的兴起――年鉴学派的历史文化传统

就其大势而言，20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一方面继承兰克传统史学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经历了19世纪的发展已达鼎盛时代，其编纂体例与方法都日趋完备，英国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传统的编史风范；而同时一些恪守陈规的传统史家，仍抱残守缺，局限于叙述1900年以前发生的各种琐碎的政治事件，忽视这些事情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他们写的历史论文刊在《英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评论》等专业性极强的史学杂志上，只在少数同行中交流，而缺少与广大读者的对话，失去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于是历史学被引入一条狭窄的胡同。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现代自然科学取得长足进步，世界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一战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战后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一切使西方社会日益显露出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传统史学中笃信的史料即史学、历史发展中的进步观念与乐观精神，以及西方文明优越论等观念开始动摇了。

可以说对于20世纪的史家而言，19世纪史家的最大弊端就是他们只沉浸于故纸堆里，却忽视了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其目光只集中于“大人物”身上，而普通群众的作用却忽略不计。如上所述，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引起了当时一代历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怀疑。而新史学运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事实上，这种新史学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为当代新史学画好了蓝图。他主张历史不应当只是君主与伟人的历史，而应该是所有人的历史。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近代第一部文化史著作，不仅仅叙述了路易十四个人的活动，而且综合考察了作为整体的法国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展示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人物风貌。体现了他一贯的主张：历史不应只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该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历史作品不应全是纯粹叙述性的事件史，而应是有分析有说明的结构的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新史学又有新发展：夏布里昂多指出近代历史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基佐则把无所不包的文明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米什列认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因而人们认为米什列是总体史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年鉴学派直接的先驱。费弗尔曾说，他所做的一切继承了米什列的事业；勒高夫则认为米奠定了年鉴一新史学的基石。而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于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倡导宽领域的研究以及多学科的综合，因而被费弗尔称为安放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一匹“特洛伊木马”。同时大洋彼岸，美国的詹姆斯・鲁宾逊发表《新史学》一书，从范围和方法上发展了新史学的理论。这一切都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当然作为一个在现代学术文化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学派，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不仅仅是对本国文化的继承，同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密切相联的。拉杜里在一篇纪念《年鉴》创刊5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年鉴学派最初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即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贝尔的综合研究、西米昂的价格、工资研究和拉布拉什的地理学理论。此外，马克思主义也对年鉴学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因而可以说，年鉴学派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与必然。

二、年鉴学派的发展与理论贡献

年鉴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9到1945年，当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同为斯特拉斯大学的教师，他们在学术见解上志同道合，并展开范围广泛的讨论。有时一些同事也参与进来，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和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929年1月，费弗尔与布洛赫作为联合主编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自此法国乃至世界史学踏上了―条新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标志是后来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其代表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的出版在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年轻一代的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传统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第三代却认为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任何联系。因而，他们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历史上孤立的现象，另外，传统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开始复兴，以致于许多人反对把第三代学者划入年鉴学派范围中，而主张笼统地称其为新史学。

《年鉴》杂志创刊初期，只有几个人，然而在传统史学的海洋中，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却使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在反对传统史学弊端的过程中，年鉴学派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在史学本体论上，年鉴学派完整提出其总体史思想，即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活动的总体史，而各种专门史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把握。正如勒高夫所指出，伏尔泰所说的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的历史，而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史”。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

史”。也就是要打破传统上的政治史和英雄史观，因而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目标的设立，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以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总体史的思想。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特别强调长时段是把握和认识关键。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其著作《地中海》将长时段研究与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与事件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结合起来，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二)在史学方法论上，提倡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并注意拓展史料的来源。总体史并不仅仅限于其研究范围的扩大，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总体史蕴含的主要内容。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年鉴》发刊词中写道：“……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能再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

实际上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双向交流，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促进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亦可产生新的边缘学科，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年鉴学派的发展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换言之，年鉴学派的史家们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封闭式圈圈，强调要把整个社会与人类命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产生和衍变出来了，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史学的单一格局。可以说，历史学借鉴与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借助社会科学，使自身社会科学化，这无疑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到一种最重大的趋势，这些在年鉴学派那里都有着充分的展示。比如说，费弗尔在高师学习期间，受到了著名地理学家保罗・德・拉布拉什的人文地理学观点的很大影响，这使他在学术活动的初期便注意到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紧密联系。在大学期间，他还和心理学家亨利瓦隆交往甚密，并认识到心理学将会在历史分析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将其一生的精力用来推动历史学与地理学和心理学的结合。比如，年鉴史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视。由于历史人类学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历史学家的写作又往往通俗易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读者欢迎。

(三)在认识论上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及其标榜的经验主义和抹杀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客观主义史学坚持的是让史料自己说话，不掺入任何个人的见解与好恶。针对于此年鉴学者提出了问题史学的主张，即历史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应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然后通过历史来认识这些问题。他们认为不能让史料自己说话，历史学家不应是史料的收集和考证者，而应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在语言的表述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它突出了历史学家认识主体的作用，强调了史学与其他各门学科平等而独立的地位。费弗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因而是把历史研究从“文献历史”和“事件历史”的单一框架中摆脱出来。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提出问题的方法使沉默的史料开口说话，迫使那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提供有关创造它们的人和社会的信息，史料大都是由人创造的，是人的思想和活动的产物。因此，对待史料不仅应考证辨别其真伪，而且应该研究创造史料的人的思想、心态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内容。这一方法打破了以往研究只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

三、年鉴学派理论的不足之处

正如同我们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年鉴学派发展的三个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其理论的进步与不足也与此息息相关。

(一)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很少重视探索历史规律，尽管他们宣扬问题史学的思想，但自发的经验主义使他们更重视“怎么样”而非“为什么”，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彻底放弃，历史也就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

(二)年鉴第一代领导者提出的总体史思想，经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而发展，但是历史学家们也尖锐批判了长时段理论的缺陷，例如没有充分阐明三个时段的联系，否认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看不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以及历史观中的宿命论色彩。

(三)新史学(第三代年鉴学派)领导者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传统的探寻中，把重大历史时刻抛在一边，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甚至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反面，如疯子、巫师、离经叛道者等等。

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理论也在经历了闭塞狭小的研究向总体史研究的过程后，重新分化为系列史学的研究，但这个过程我们认为并不是重复性的原位循环，而应该看作是螺旋上升的过程，即便新史学(第三代)史学家将视线放回了系列史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只要能继续遵循历史的整体性，而不是割裂的看待历史事件，那么它仍将是进步的。

[参考文献]

[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雅克・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

[4]井上幸治，年鉴派成立的基础[J]，国外社会科学，1980，(6)

[5]姚蒙，法国当代史学的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