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洛秦（1958~ ），男，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导，出版社社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 200031）。

前面的话

《中国新音乐年鉴》（下称《年鉴》）已经出版了三卷，即2009卷、2010卷、2011卷，正在编撰和制作2012卷。《年鉴》出版得到上海音乐学院领导高度重视，给予了各个方面的支持，特别在出版经费上给予了不少资助。但《年鉴》出版工作复杂、制作成本高，基本所有资助的经费都用于了制作与出版之中。目前销售情况反映，除去排版、印刷、仓储、货运、销售，以及各种纳税等的费用（尚未包括人工成本），毫无利润可言。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赔本的买卖。我们的员工问，一个企业每年重复做这样的亏本生意，合理否？作为社长，我告诉员工们，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职工永远要记住两个原则：第一，出版社不是一般的企业，它在保证其正常经营运行的同时，更是肩负着传播音乐教育、音乐学术和音乐思想功能的社会责任；第二，我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出版社，它是学校的品牌和形象，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要继承上音的优秀传统。

因此，《年鉴》的出版不仅是我们出版社的责任，同时也更是荣誉。

为什么是荣誉？因为年鉴在学术、学科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著名的“年鉴学派”如今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开拓的重要动力。由此，我们出版社承担着《中国新音乐年鉴》的出版工作，期待它同样也会成为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动力，这就是一种责任和荣誉。

一、年鉴的性质、历史与功能

查阅资料可知，年鉴的性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概念：按年编撰出版的参考性工具书，汇集一年之内的新闻、事件、数据和统计。特点：信息密集、连续出版、材料准确、内容新颖。类型：分综合性年鉴、专门(行业)性年鉴、地方性年鉴以及统计性年鉴。

现代规格和样式的年鉴编纂始于欧洲。至少13世纪已经有《年鉴》的存在和被使用。西文各类年鉴中，称Yearbook为多，一般既有文字叙述，也有统计资料；也有另一种称Almanac，阿拉伯语，在英语中为日历、历书的含义，以统计资料见长；再有称Annual或法文Annale的年鉴，一般以文字叙述为主。各类年鉴的编纂方式虽各有侧重，但称谓时有混用，区分并不严格。虽然中国年鉴历史悠久，《宋史·艺文志》中有《年鉴》一卷，但可惜已失传。1949年前中国曾出版过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年鉴》、《申报年鉴》），1950年出版的《开国年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综合性年鉴。

年鉴作为一种工具图书，其有自身的基本要求，即凡属大事、新事、特事必选，反映对象的本质与主流，年度特色、地域特色和学科特色使年鉴信息具有实用价值、鉴戒价值和史料价值。也因此，年鉴条目选材原则为客观性、权威性和典型性。在条目文体要求上，年鉴编写目的为查阅和检索，基本上采用说明体和记叙体。年鉴条目标题是内容的聚集点，其是检索资料、获取信息的门户，直接涉及其社会效果。年鉴是资料性年刊，其内容覆盖相应领域的各个方面，篇幅长短不一，以提供资料为目的，所含信息量为标准。[1]

虽然《年鉴》只是一个年度的资料与统计性年刊，但是它在学术及人文思想历史上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音乐年鉴对于音乐学学科产生重要作用的要首推“音乐学”首次正式出现在1863年的《音乐学年鉴》之中。虽然我们将“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的贡献归功于德国音乐学家阿德勒，但早于阿德勒近二十年明确使用“音乐学”，并对其功能进行解释的却是另一位学者克里桑德。这位德国音乐学家正是在1863年所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中首次规范性地提出了“音乐学”的概念。他在《年鉴》的“序言”中指出“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音乐学应该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该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学科”。从此，“音乐学”的概念普遍被接受，直至20年后的1885年，阿德勒正式发表了《音乐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标志“音乐学”正式确立。

《年鉴》对于历史观念及人文思想影响最大者，要数年鉴历史中的先锋——年鉴学派。所谓“年鉴学派”指的就是法国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

年鉴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9年至1945年，第二阶段从1945年至1968年，第三阶段从1968年至今。

第一代学者的历史研究有五个特点：1）提倡总体历史学，把研究的触角伸入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2）提倡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并注意开拓史料的来源；3）对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给予足够的重视；4）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历史学家不断进取的精神；5）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述史学，所谓问题史学即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鉴学派的第二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的重要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阐述了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中、长波之分。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1968年，年鉴学派进人了第三个阶段。勒高夫被公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袖，著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等。这些著作大都注重长时段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着力描写人的日常生活。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阶段，笼统称为“新史学”。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在历史学领域内回答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理论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西方史学的变革。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重大贡献，年鉴学派所开创的新史学潮流已经遍及整个西方，乃至世界。[2]

注释：

[1]以上基本信息，参照“百度”相关条目编辑而成。

[2]编辑自“百度·法国年鉴学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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