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同时，费弗尔对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历史学的机会主义哲学”也极为排斥。在费弗尔眼中，历史学自有其专业性、科学性和独特价值，许多诗人、小说家和记者却以为他们在闲暇时随便读几页历史书，就立刻能把握历史学家专门研究都未能理解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斯宾格勒这位“德国空论家”使用简单的、玄学式的类比，以罗马帝国的衰亡来预兆当下欧洲的衰落，这种想为人类前途指明方向的雄心壮志，最终变成了“精明的、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的”大杂烩。而汤因比这位“英国政论家”也在其作品中充满“先知气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比如，汤因比说文明是在逆境中产生出来的，但逆境却不能过于严苛，否则生存成为文明的第一要务就永远得不到充分发展。这就如同一条未死而僵硬的虫子，既不能飞行也不能蠕动，只能绷紧一切以活下去。费弗尔愤懑地质疑，“让一位历史学家在一个限定的时期范围内，不把他20世纪人的思想、情感、挂虑投射到16世纪、或者13世纪的人的头脑和心中，这件事就这么难吗”？费弗尔坚持认为，将现实需要的“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等等标签强加给古代文明是非常错误的，除了会产生严重错乱外更一无所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不同，其恰恰表现在没有体系上，因为在历史研究中所建构起来的，大多是试图奴役他人精神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