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因病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对重新检视我们日益千疮百孔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标准。相对于美国本土的历史学家，托尼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很是浓厚，这些得益于他早年在欧洲留学以及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他身上有一种浓重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此同时，从未脱离现实的发言与书写语境，他对现实的关切程度是他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放眼开来，在新世纪里，托尼去世之前，已经鲜有这样全局视野的历史学家面对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面对左派，他的批评是雷蒙·阿隆式的保守主义；面对右派，他的建议是凯恩斯式的国家主义。当自由主义再也无法解决我们时代的弊病，托尼回身从他熟稔于心的欧洲历史曾有的辉煌中寻找答案。

《沉疴遍地》的开篇论调我们感觉到无比熟悉，不是因为“阅读过”这种生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和“体验”的正是这种生活。经济和数字成为了衡量我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对物质的极力追求已经陷入了疯狂的深渊，两极化的生活方式遥遥相望。贫富之间的鸿沟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面对时感到一阵眩晕。任何东西都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而物体本身的价值早已消失得无踪无影，没有人对自己幸福感到幸福，只对自己的购买力、储值、银行卡上的数字感到虚无的幸福。腐化的情操，腐烂的生活，日益缩减的对生命的认识都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拜金主义，人情冷漠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再有感情上的信任，社会契约成为了一纸空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日益失控的边缘。

这话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也许只是少数人的体验吧，并不代表大多数人有这种想法？但事实是，这种经济带来的致命瘟疫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弥散到了整个世界。在美国，欧洲、亚洲，任何一个能看到经济模式思维的地方，根深蒂固地主宰和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日益破碎的生活需要重新建构一种凝聚的共识力量，而不是放任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暴徒。自由曾经是我们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溃败的头号杀手。自由主义的价值如此宝贵，以至于我们会在这个概念之下覆盖任何一种价值观，自由成了放任自流的代名词，自由主义成为了我们生活不思进取的借口。但如果放弃自由的价值，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阴影中呢。这种顾虑一直折磨着那些矛盾的人们：我们不想让自己坚守的一些珍贵价值遭到破坏，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美好生活摇摇欲坠，不想回到过去重新再来。但改变迟早会发生，我们能做的只有防止它继续变坏。

托尼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思虑二十世纪》中提到，导致本世纪日益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是：过度的经济自由。“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哲学家，我们可能面临这种处境：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想象更美好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世界。进一步地说，这种处境稍有不同的是，最不值得人们聆听的恐怕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长于描绘理想化的、一切都会变好的美妙图景。……我认为未来几代人捍卫和推进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卫和维护已有制序、法律、规则和实践成果，它们凝结着我们为实现那些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心系于此的知识分子才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的作者，托尼一直主张我们我们从过去寻找解决当今问题的良药。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怀旧，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但是还有比把过去理想化更为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忘记过去。两次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冷战的疑云已经布满天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布在剑拔弩张的两端。八九年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但它所遗留下来的阴影依然发挥着作用。我们不想回到极权主义世界，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思想”马克思主义实践充满了狐疑，但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自由和民主的世界里，所能预料的是一样糟糕的结果。托尼在后极权主义的欧洲历史的废墟上寻找我们时代弊病的良药：社会民主主义。

正如托尼所言，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杂牌政治学”。它不但能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结合了起来，而且还能认真对待“民主”的部分。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托尼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民主主义煞费苦心的调和，是否能够打动那些深陷恐惧时代的人们呢？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身处一个愈加恐惧的时代。托尼的这段话说的好：“我们进入了恐惧的时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成分。当然有由恐怖主义中产生的恐惧，但是，更潜在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的速度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况下输给他人的恐惧，担心失去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局面和常规的控制的恐惧。还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担心不仅我们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权的人也在他们无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失控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共识，包括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知道托尼的悲观不仅仅缘于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是对日益陷入忧患现实和历史的焦虑。他渴望在时代的堕落中寻找稀有的闪光和共识，渴望用历史学家的学识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去指明自己的探究与发现。他所指明的道路，不是为了建造另外一个空想的乌托邦世界，而只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进行力所能及有限度的变革。正如他所言：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优于别的任何选择。我们曾经选择自由主义，也曾选择国家主义，更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但给我们的印象，任何主义似乎都不是解决我们时代沉疴的良药。这种杂牌的政治学，杂糅的观念会是另一场大萧条，抑或另外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人类的谨慎聚焦于历史，人类的希望聚焦于未来，托尼的精神遗产不是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其他主义，而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沉疴遍地的时代中，我们需要的是克服习惯，用行动代替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