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龙浩

一

时光如白驹过隙，自我本科进入历史学专业，逐渐对中国当代工人史、工业史产生兴趣，到读博期间具体进入三线建设史领域，我非常庆幸的得到了学科、专业内外多位老师、前辈的指导。稍有遗憾的是，我在学习中不够主动，也不够勤奋、务实，没有能够向各位老师和其他的优秀前辈、老师，做更多的学术探讨，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导师冯筱才教授是引导我走上三线建设史研究、中国当代工业史研究的最重要的领路人。冯老师长期深耕于近现代经济史领域，并在不断开拓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他特别鼓励学生进行学术创新，我的同门中，既有用新理论、新视角、新材料研究较为传统的地方社会史、家族史和基层政治动员等议题的，也有直接研究环境史、消费文化史等新兴领域的。创新总是艰难的，我们对新领域、新视角的探索，都离不开冯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他还与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David Faure）等多位学者，共同建立了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致力于进行面向民间、基层的史料收集与调查研究，多次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召开学术会议，并组织进行田野考察。我作为会务人员，有幸参与了这些活动，耳濡目染中学到了许多田野调查、口述访谈方面的方法与技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冯老师亲自带队前往湖北进行田野考察，采访了一些“二汽”建设亲历者，我也得以初步接触了湖北十堰市和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东风汽车集团前身，以下简称“二汽”）的历史。

恰逢此时，2018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德英教授邀请冯老师作为课题组成员，共同申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并获成功。因为对中国当代工业史、工人史的长期兴趣，以及前期田野调查的一些积累，我也荣幸被吸收进入课题组，真正进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

在多位老师支持鼓励下，我也得以参加了几次全国性的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暨学术研讨会（2019年1月，四川成都），三峡大学和上海大学主办的“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2019年11月，湖北宜昌），攀枝花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三线建设与新中国70年发展道路探索”学术研讨会（2019年12月，四川攀枝花），并报告了自己阶段性的论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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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于湖北宜昌参会期间，参观白马营三线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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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于四川攀枝花参会期间，参观攀枝花钢铁厂车间

在这些学术会议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视角对三线建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极大扩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各位学界前辈同仁对笔者论文的评阅讨论，也极大帮助我不断纠正错误认知，逐渐厘清研究的重点与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东林研究员，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吕建昌教授，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等三线建设领域的前辈学者，不仅以身作则不断深化三线建设研究，也鼓励、帮助我这样的后辈学人投身三线建设相关研究中。徐有威老师不仅带领团队做了很多资料收集、口述访谈的扎实工作，更不断开阔三线建设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引领后辈学者，笔者也深受徐老师启迪和鼓舞。在相关学术活动与平时学习研究中，宜宾学院周明长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教授、三峡大学冯明老师、攀枝花学院王华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杨老师、四川大学粟薪樾老师、国防大学蔡珏老师等都给予了我极大帮助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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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四川攀枝花参会期间，与上海交通大学张杨老师等参观兰尖铁矿

二

对于博士论文具体研究的“二汽”和三线工业史领域，我最初是有一些畏惧的。虽然我从本科开始，就进行了一些工人史、工业史方面的研究，但都不够深入。对于工业史、汽车工业史涉及的一些经济学、管理学，甚至机械、材料等理工科知识，文科出身的我知之甚少。冯老师以他多年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敏锐的察觉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鼓励我进行相关研究。

在博士求学期间，我的硕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的辛逸教授也一直对我的学习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他一直鼓励学生关注学术界前沿理论、优秀作品，在研究的基础理论与逻辑起点上就尽量求新。老师们的鼓励帮助无疑是我进入三线工业史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推力。

通过一定的了解学习，我也逐渐认识到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现实价值而言，中国当代工业历史的研究，均有可以深入之处。从国际学术发展趋势而言，发达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工业发展后，学界均开始重视对于本国工业史、技术史的研究。从理论角度而言，近年来学界对过度强调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思较多，重新重视起实体产业的意义，特别是其中先进复杂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为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衡量实体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如早在2009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Cesar A. Hidalgo和Ricardo Hausmann就提出了经济复杂度指数（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即ECI指数）；著名跨界物理学家、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塞萨尔·伊达尔戈，也提出以知识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所造成的“产品复杂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潜力。作为现代复杂制造业的代表，梳理总结三线建设中汽车工业的建设历史、经验与成效，无疑是加深理解中国当代工业历史的一个有利窗口。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二汽”许多厂房依山而建，呈长条状布局。照片为2017年到湖北十堰进行田野考察所拍

​ 经过和冯老师的多次讨论，我确定以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初期建设历史为中心，撰写毕业论文。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冯老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脉资源，帮助我联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黄永昌老师、马保青老师等，他们进而帮助我联系到多位亲历二汽早期建设的老职工，为这篇论文打下重要的材料基础。从上海前往湖北十堰查阅档案，花费颇大，车费、住宿费等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冯老师都尽可能帮我报销这些费用，让我们尽可能多去进行田野调查和查阅档案，我真的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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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初期建设时，大量厂房、住宿区就是如图中一样，建在山腰。照片为2017年到湖北十堰进行田野考察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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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约建设材料等，“二汽”初期建设时，大量生活用房采取“干打垒”的方式建设。照片为2017年到湖北十堰进行田野考察所拍

由于深感我在工业史方面视野与理论的局限，在历史学系和冯老师帮助联系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我得到了前往印度德里、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相关会议，到德国鲁尔波鸿大学（Ruhr-university Bochum）东亚研究系交流访学的机会。在2017年3月由印度劳动与就业部V.V.吉里国家劳工研究中心举办的“全球劳动关系史研究网络第一次会议”（First meeting of the Global Labour History Network，2017.3，New Delhi）上，我做了主题报告《从“身份”到“契约”的艰难转型——1500年以降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回顾》（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labour relationship in China from 1500）（具体经历可参见旧文《印度参会记：印度的劳工研究与多元化社会》，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4月3日）。2018年6月，我有幸参加由国际著名劳工史研究机构、马克思手稿主要收藏地荷兰皇家艺术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中心（IISH，Amsterdam）举办的“20世纪中国劳动人口国际工作坊”，报告了论文《对1950年和2000年中国劳动人口的试分类》。在与各国学者交流学习，对当地图书资料、工业历史遗产的查阅考察中，我逐步加深了对世界工业史研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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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中心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与时任中心主任Jan Lucassen教授合影

从广度和深度方面而言，在工业史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在德国鲁尔波鸿大学（Ruhr-university Bochum）访学的经历。我的德方导师莫克莉教授（Christine Moll-Murata）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工业史，和中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治学严谨精深。她不仅向我介绍了德国学界对中德工业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推荐阅读相关书籍，与我讨论研究成果等，也在生活上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每到周末，她便带我考察鲁尔地区的主要工业遗迹，还与她的家人聚会、熟悉德国文化等。在她的引荐下，我还有幸结识了鲁尔波鸿大学历史系的斯特凡·贝格尔教授（Stefan Berger）。贝格尔教授是欧洲著名的史学理论、社会史、工业史专家，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受益良多，并获他赠与图书。在德期间，在波大读博的李正东、范妮乐（Nele Fabian）和汤秦等好友，既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启迪，也极大帮助了我适应德国的生活。正东兄作为斯特凡·贝格尔教授的高徒，研究方向是中德工业遗产的比较研究，我们共同参观了位于埃森市的世界文化遗产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Zeche Zollverein, Essen），位于奥伯豪森市(Oberhausen)莱茵工业博物馆等，深感德国对自身工业历史发掘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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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鲁尔波鸿大学访学期间，旁听该大学教授有关鲁尔地区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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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访学期间，参观位于埃森市的世界文化遗产关税同盟煤矿（Zeche Zollverein, Essen）

三

对世界工业史有了初步了解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与欧美等工业化先行者相比，中国工业化起步时在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差异极大，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既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遵循了一些工业化的本质规律，也的确在具体路径、表现等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实，从“李约瑟难题”，到“加州学派”对于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研究，都已经暗含了这种学术思考。在199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热潮中，亦有诸多学者讨论过“多元现代性”的问题。抛开这些理论问题不谈，仅从实践层面而言，我也在对三线工业历史的初步研究中，发现了大量独特的建设经验。对这些特殊路径、经验及其背后因素的分析，或可加深我们对共和国前三十年工业建设，甚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工业历史的认识。

但要达成上述研究目标，除了要尽量收集、整理相关上层文献史料外，还需要收集大量更加体现中下层微观历史状况的档案资料、文史资料、民间史料和口述史料等，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此我先后多次前往东风集团档案馆、十堰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档案机构，查找摘录相关档案资料；还于2017年11月、2019年11月到12月，两次前往湖北十堰市，进行了前后近两个月的实地资料收集、田野考察和口述访谈。2019年7月，我随四川大学三线建设研究团队，前往四川成都，贵州贵阳、安顺、都匀等三线建设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察与口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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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在湖北十堰田野考察期间，采访原“二汽”锻造厂厂长王治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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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在湖北十堰田野考察期间，采访原“二汽”发动机厂厂长丁冬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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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我与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团队在三线企业贵州飞机制造厂进行田野考察。从左至右分别为：李德英，张万欣，吴金贵，万兴驰，王艳庆，粟薪樾，蔡珏，崔龙浩

这些考察访谈经历，不仅帮助我收集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还加强了对三线建设、三线人的主观体认。在进行口述访谈的过程中，面对作为后辈和非专业人士的笔者，这些亲历历史，从业数十载“二汽”老职工、老工程师，耐心的解答着在他们看来是一些基本常识，甚至有些幼稚的问题。比如作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他们自然知道“二汽”初建之时一些体制制度、产品和技术方面的不足，但也更加理解这些不足背后的现实限制条件。他们耐心的向我解释，当时汽车工业更多是解决“有无”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同时也会坦率的对一些当时甚至是后来长期存在的体制、技术问题，表示不满。原二汽副总工程师、总冶金师支德瑜老先生，九十余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不仅在他长期从事的汽车材料领域继续建言献策，也早在1990年代就对提出我国汽车工业应该进行新能源转型，极具前瞻性。在接受我们访谈的过程中，支老先生具体介绍了“二汽”材料工作的特点，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追求。在后来的资料阅读中，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间，一些“二汽”的技术人员、干部职工，为了坚持基本的科学建设规律、建设原则，与极“左”思潮进行了艰难的抗争，甚至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围绕厂址问题产生的一系列风波。在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备战”与“运动”下的三线企业选址——以二汽厂址问题为例的考察》一文，对二汽初期选址的过程与相关争论、政治风波进行了初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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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阶段性论文《“备战”与“运动”下的三线企业选址——以二汽厂址问题为例的考察》，刊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2期

在湖北十堰进行资料收集与田野考察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邱春江老师、计毅波老师、黄永昌老师、马保青老师、刘明辉老师等多位师友的帮助。邱老本身就是二汽早期建设的亲历者，不仅自己接受了我长达数小时的访谈，还为我介绍了其他亲历者。黄永昌、马保青老师不仅帮我联系了数位二汽老职工，马老师还亲自驾车陪同我，进行了数次访谈。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历史研究者，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给予我极大启发，介绍了许多历史背景和他们的学术观点，供我学习。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田运科老师，对于二汽历史的研究亦颇深，对我学术上的启发亦极大。如果没有各位当地前辈学者的帮助启迪，我的研究是难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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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参观位于湖北十堰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校史馆，图中老人为“二汽”建设亲历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邱春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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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保青老师陪同下，到湖北十堰花果园社区采访“二汽”老职工

在这些前期研究中，我逐步加深了对三线工业、“二汽”建设的认识。曾有学者用“螺蛳壳里做道场”来形容攀枝花钢铁基地在弄弄坪地区的艰难建设，其实整个三线建设，又何尝不是这样。无论是外部的技术、贸易封锁，还是内部的资金、技术不足，经济基础薄弱，都给三线工业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看到了许多三线建设者结合实际条件，采取了多种举措推进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笔者具体研究的“二汽”建设中，大量史料表明其在生产组织、产品、技术、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均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创新、升级。在这一思路基础上，我撰写了《“三线建设”前后中国复杂制造业的探索——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例的考察》一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分会、上海大学、西南科技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2021年10月，四川绵阳）上进行了报告。

当然，在这些建设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不足与问题。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与革命战争时期及至建国初期，仅仅依靠群众动员式的“大干快上”“人民战争”，就可以取得一定的建设成效不同，在“二汽”等更为复杂的三线工业建设中，只有依靠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设规划与生产管理等，才能取得较好的建设效果，否则就会影响建设、生产，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一过程中，可能暗含着中国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转型的重要背景，也促使我思考经济、工业以外的政治、社会转型等问题。

四

在更深一步的史料阅读和口述访谈中，一些生动的故事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三线建设中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等问题。

在一些传统印象中，三线建设主要是一场国家利益导向的建设运动，基层民众只是被动的承担者、甚至是“利益受损者”。但在实地的考察访谈中，我经常能够听到三线建设对于亲历者个人际遇的重要改变。比如笔者访谈过的一位湖北当地的中专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进入“二汽”。对于出身农村的青年来说，读完中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能够进入“二汽”这样的大型国营企业，他本人和家里都感觉非常满意。与“二汽”一样，大量三线企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本地、本省招工，极大改善了当地青年的就业状况。而对于一些老企业的工人来说，迁入新厂也未必就是坏事。我采访到的一位“二汽”老职工，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虽然成绩优异但没有机会进入大学，通过招工考试进入了“一汽”。但在人才济济的“一汽”，高中学历的他想成为技术人员并不容易，而他的师傅、领导，大多也是三十几岁正值壮年，评级、晋升方面的前景也不乐观。同时，作为建厂十几年的老企业，难免存在一些人际矛盾、圈子文化，在“文革”中，更产生了一些“派性”矛盾，作为普通职工很难置身事外。当听说援建“二汽”时，这位老职工选择主动报名，希望可以在新的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摆脱了原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后来他不仅在二汽职工业余大学（即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还逐渐成长为一名工程师，为“二汽”建设做出了优异的贡献。而当时与他情况、想法类似的，并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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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在湖北十堰田野考察期间，对原“二汽”发动机厂老职工进行初步集体访谈

当然，对于参加三线建设，在一些职工中也存在着一些异议。这当然与当时一些政策不够合理、过于强硬有关，比如黄龙滩水库移民中对当地农民生活的严重冲击等。同时可能还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背景，那就是随着经济工业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群体的利益取向更加复杂，“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凸显。笔者在口述访谈中发现，往往是一些已经在原单位、原城市生活比较安稳满意的职工，对于进入偏远山区参加三线建设，意见较大。这些职工原生活的上海、北京、长春等城市，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医疗、教育、文化条件均比较优良，与大部分三线企业所处的山区农村相比更是天差地别。笔者从网络购得到一本从“一汽”调入“二汽”的职工的生活笔记，从中可以看到他在“一汽”时，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去观看一到两次电影、话剧，业余生活比较丰富，而到“二汽”后全然没有了这方面记载。工作生活条件上强烈的落差、背井离乡的困苦、对于自身和子女前途的担忧，自然引起了许多职工的不满。时至今日，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的老职工在谈到留在原城市的亲戚、同事现在的家庭条件、退休待遇、医疗条件和子女教育就业等问题时，仍不免流露出羡慕与不甘之情。正是基于这些现实因素的考虑，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也能看到，个别三线企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很好以身作则，将自己或家人的户口迁入三线地区，而是留在了北京等原工作城市。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相比于一些资格较老的行政干部，反而是一些政治、人际背景不够深厚，饱受政治运动冲击的技术干部，在这方面表现的更好，迁出了自己和家人的户口。虽然“二汽”中这种现象非常鲜见，但仍能嗅到一些社会风气的变化。据上文提到的那位湖北本地中专毕业生回忆，与他进入“二汽”感觉非常满意不同，他认识的一位湖北某地市级领导的子女，对于进入“二汽”并不是特别满意，后来还私自离厂，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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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汽”调“二汽”职工个人笔记中有关在长春期间所看电影、话剧等的记录

从这些田野考察与研究思考中，我深深感到三线建设研究对于探讨中国当代经济、工业历史，甚至是政治、社会、文化转型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在博士论文的最后撰写中，我不仅从工业史角度梳理总结了“二汽”的初期建设史与一系列独特经验、教训，也从厂地关系调整和企业、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等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悄然转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困境，说明彼时中国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对内对外政策，均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升级，并最终发生了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另外，从现实意义而言，三线建设研究亦有很大的价值。当今中国的内外部形势与三线建设时期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外部局势方面，国际动荡加剧，军事威胁加强。在经济层面上，不仅面临外部技术封锁，经过一段时期发展我们可以借鉴模仿的对象越来越少，对科技、产业自主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社会层面上，社会利益格局更趋复杂，阶层、资产、地域、职业等之间的利益差异不容忽视。如何在保证国家政治、军事战略需求的同时，“自力更生”进行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发展，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凝聚发展力量，三线建设中有着大量相关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挖掘，是我们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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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论文《深山起“东风”：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早期建设（1964—1975）》（2023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中，对“二汽”从规划建设到基本建成量产能力的早期建设历史进行了初步梳理、分析

我也受到过多位老师的提醒，历史研究者往往容易在个案研究中对研究对象产生情感倾向，并夸大研究对象的意义与普遍性等。在这一方面笔者无疑没有做好，在以往的研究与行文中，常常难免情感倾向与各种层面上的“过度阐释”。在此只能提醒自己在以后的研究，谨记“二汽”只是一个个案，从其政治、经济地位而言，甚至是带有一定特殊性的个案，并不能单纯以其为依据，判断三线建设的成效与得失。如果想要进一步加深对三线工业的认识，无疑需要更多企业和行业个案的研究，并且深入到企业、行业内部的制度、产品和技术能力等变革。对于“二汽”的初步研究，也无疑只是我三线建设研究的一个小小起点。

在不断开拓三线建设研究疆域、扩大三线建设研究队伍方面，徐有威教授等三线建设研究界的前辈，为我们树立了优秀榜样。

徐老师不仅在国内外撰写出版了大量小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论文与论著，更是一位杰出的学术组织者，主持召开了多次三线建设研究学术会议。包括这一组织三线建设研究者撰写自己三线建设研究经历与心得的活动，意义十分重要。于我这样的研究起步者而言，徐老师当然有帮助后辈学者梳理、展示、反思自身研究经历与思路，鼓励我们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好意。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相关学者对自身三线建设研究经历的撰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三线建设学术史。与所有学科领域类似，三线建设研究的研究史理应成为三线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不同学科、专业、研究主题的三线建设研究者，有此机会交流自身的研究经历与心得，也有助于我这样的入门者丰富、深化对三线建设的认识，尽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最后，以徐老师鼓励学界同仁包括学生进行三线建设研究的计划而言，这一活动无疑也有利于向学术界与公众展示三线建设丰富、深厚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感召更多各行各业的有志者进入三线建设研究。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三线建设研究成果，也充分证明了这是一个极具学术潜力的新研究领域，值得更多各界研究力量的投入。本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愿与国内外各位朋友一起添砖加瓦，为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略尽绵薄。

作者简介：崔龙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理工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