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5月1日即将迎来《文史哲》70周年刊庆，本刊公众号特推出刊庆推送特辑。本期推送刊庆特辑第四篇，是龙协涛先生为纪念《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所作，讲述了《文史哲》成功的原因，以及《文史哲》这一品牌为何弥足珍贵。特此编发，谨以自励。

作 者| 龙协涛，湖北孝感人。《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教授、编审，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

原 载|《文史哲》2011年第6期，第48-50页

原 题|我看《文史哲》的成功和品牌

《文史哲》何以能够获得成功？

这个问题肯定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学校领导的重视，历届主编、编辑部同仁的不懈努力。这些都是不待言说的因素。2005年，我作为教育部专家组的成员来山东大学检查名刊工程的情况，在听取汇报中，多少条办刊措施，多少条办刊经验，我现在都记不大清了。但山大领导汇报中讲的四个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山大领导说，我们学校是把《文史哲》当作“名门闺秀”。我听了心头一震。“名门闺秀”，可见《文史哲》在山大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山大领导对《文史哲》的呵护和支持，真可谓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文史哲》的确出身名门，出身高贵。当年创刊伊始，山大汇聚了国内那么多一流学者，是山大文科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文科重镇之一。凭借着雄厚的学术实力，在华岗社长的推动下，在大学者杨向奎的主持下，既是建国后最早的学术刊物，也是当时最好的学术刊物，这位“名门闺秀”真是天生丽质，不同凡响。后继者只能在这个高起点上攀登再攀登，建树再建树，始终把刊物的名声、信誉度和公信力当成最重要的事来抓好，绝不可去做有辱门庭的事。学术是高雅的、神圣的，只能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虔诚的心。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学报乃学校之品牌；社会呼唤公正之学术，作者期盼慧眼之编辑。这是学术期刊内在的本质要求。时下社会上的某些学术期刊出现的问题很多很多，归根结底，就是它们丢掉了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败坏了学术期刊的名声。

《文史哲》的成功还在于文化土壤和学术环境。山东大学是在孔圣人的故乡办学。我每次到山东，到曲阜，就肃然起敬，似乎有一种穆斯林的信众到了麦加朝圣的感觉。在孔圣人的家乡，在儒家文化的沃土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诞生一个好的人文学术期刊，这是顺理成章的，毋庸置疑的。

说到学术环境，不仅是说山大营造了好的小环境，主要应看到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的大环境，讲宽松，讲包容，既倡导求同，也承认求异；既倡导从整体观念出发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同质思维，也承认多元化、个性化的异质思维。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谈异质思维的重要文章，作为某种信号应值得我们关注。

今天，《文史哲》是双喜临门，迎来了创刊六十年周年，又在前不久获得了首届中国期刊最高奖——政府奖，而且是高校学报中唯一一家获此奖项者。

2010年《文史哲》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也许有人要问，在北京，在首都，有那么多的名校名刊，为什么此次这个大奖没有从它们之中产生？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让人们得到很多启示。在北京，在政治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固然有很多优势，这是应该看到的。但如果辩证地看，太热闹的地方，太喧嚣的地方，并非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好地方。这样看来，也许正是在济南，在山东大学，它不处在政治中心，但又离政治中心并不太远，这样一种学术生态环境也许是比较理想的，也许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学术生态环境，才成就了山大的一批杰出学者和一本响当当的刊物。

《文史哲》的品牌何以弥足珍贵？

六十年辛勤耕耘，代代学人，届届主编，《文史哲》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在广大学者心目中，她是一个学术品牌，一个文化符号，一面学术旗帜。《文史哲》的学术品牌何以弥足珍贵呢？

第一，《文史哲》品牌的珍贵，就珍贵在她是一个精神产品的品牌，文化产品的品牌。在我的印象中，山东的品牌何其多矣，青岛啤酒呀，海尔呀，海信呀，双星呀，奥柯玛呀，等等，品牌之多，影响之大，山东省可以傲视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在众多的物质产品的品牌中，山东又打造出《文史哲》这样一个精神品牌、文化品牌，其稀缺性或唯一性难道不显得珍贵吗？

《文史哲》品牌第二个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和光同尘，顶住了当前学术界不良风气的侵袭，始终保持了学术的纯洁性。在学风浮躁、学术腐败尚未从根本上治理的今天，有很多学术期刊是平庸的，既于学术创新无缘，又于学术传承无补。还有一些学术期刊是堕落的，金钱代替了学术标准，令斯文扫地。在这样一种不好的学术风气弥漫下，《文史哲》能够逆风飞扬，卓尔不群，这是其品牌的第二个可贵之处。

第三个可贵之处，尤其是值得珍惜的，《文史哲》是在1949年以后，沐浴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一个期刊品牌。此次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用“隆重”二字还不足以形容，简直是“火爆”，在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最吸引媒体眼球的是清华人物，出了多少位学术大师，多少位两院院士，多少位两弹一星元勋。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么多泰斗级人物中，竟然没有一个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联系到钱学森晚年之问，人们在热议中、思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说到中国学术期刊的品牌，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是一个品牌，蔡元培办的《北京大学月刊》是一个品牌，《清华学报》《燕京学报》是一个品牌，在大陆创刊后移到台湾继续出版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办的《史语所集刊》是一个品牌，等等。但这些也都是1949年以前的品牌期刊。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品牌期刊似乎凤毛麟角，所以尤显《文史哲》的价值和意义。我前面说了，山东大学视《文史哲》为“名门闺秀”，但从教育界、学术界和期刊界来看，《文史哲》是共和国的学术期刊的长子。正是她的创办，一花引来百花开，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才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报。这个学术期刊的长子还真争气，任凭东西南北风，始终坚守学术不动摇，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为中国的学术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的庆典会是山东大学的喜事，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喜事。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么多知名学者欢聚一堂，诸位是《文史哲》的参与者、见证者，我想会同意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和发展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史；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史，不能不研究《文史哲》的创办与发展的历史。这是一种客观逻辑，一个客观事实，是值得山东大学和所有的《文史哲》人引以为骄傲的。

来到山东，身临圣地，情不自禁想到两句极富哲理的名言，即“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想山东的朋友比我对这两句话有更为深刻的体会。甲子轮回，一个六十年过去了，《文史哲》划了一个圆满辉煌的句号；下一个六十年开始了，适逢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也许是由西学东渐向东学西渐转换的伟大时代，《文史哲》肩负着无尚光荣的历史责任。刚才，徐显明校长讲话代表学校提出让《文史哲》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要求，这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现任主编王学典教授总结《文史哲》工作时提出了下一步发展的构想和庄严承诺。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是一部西学东渐的历史。中国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一是拿过来（鲁迅提出“拿来主义”），二是请进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延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三是送进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今天势易时移，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正走向复兴，中国的学术文化应该送出去，走出去。这是东学西渐的大势所趋。作为山东人骄傲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晚年就曾对此问题热情地鼓与呼。要送出去，送什么？那些属于文化消费类的生活杂志送出去的价值是不大的，我们要向世界大力推介传播的应该是像《文史哲》这样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具有思想理论厚重性的学术期刊。在此我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为了使一本杂志在国际上能够迅速广泛传播，应该首先争取为国际上权威数据库所收录。

2018年，《文史哲》国际版已被Scopus数据库收录

现在美国科学引文三大数据库是最权威的，是国际公认的标准，中国学术期刊应该逐步同世界期刊接轨。美国的SCI收录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期刊约30种，而SSCI和AHCI截至目前收录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人文社科类期刊仅2种，一种是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另一种是台湾“中研院”办的《史语所集刊》。在此，我衷心祝愿《文史哲》在走上世界的历程中，作为重要的一步，能够比较快地成为被美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所收录的第三种中国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