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关注。表面上,两位学者在就产业政策是否有用进行争论;深层次上,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而本质上,关注的则是公共理性的边界问即如何确定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边界。关键词：公共理性，“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之辩从理论上讲,如果任由公共理性无限扩张,个体理性将失去空间,必然导致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如果任由个体理性扩张,而使公共理性失去作用与影响,那么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也必将接踵而来,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停滞。近200多年来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和经济学理论演化过程证明,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融合,而在经济发展方面,其融合就反映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协同上。产业政策是集中决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理性或集体理性之体现。而市场是分散决体现了分散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当人类个体以组织,特别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社会的整体理性程度就不再是个体理性程度的简单加和,而是公共理性程度和个体理性程度的有机结合。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理性经济人”概念,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具有偏好一致性,且消费者具有绝对理性、完全信息,暗含的前提为理性是没有成本的。但事实上,人的理性是有成本的,行为人的理性应遵循经济学一般的成本—收益原则。

个体理性的边界是理性的成本与理性收益相等,最优理性程度为理性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与个体理性相类似,公共理性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公共理性的边界也应是其成本与收益相等。但公共理性的成本与收益内涵,相对于个体理性并不完全相同。公共理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假设个体决策无法有效实现公共利益。所以,公共理性的潜在收益为完全由个体依据个体理性决策所可能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此为公共理性的收益界限。个体理性的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机会成本和非经济福利对价。其中信息成本为个体的决策成本。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决策形式与决策成本结构的不同。首先,公共理性依靠集体决策,从信息搜寻、判断到决策,都是集体行动的结果,都需要支付更多成本。第二,公共决策是集中决策,个体决策是分散决策。决策行为本身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决策的不确定性随着决策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假设有一家保险公司可以为公共决策的不确定性进行保险,则此保险费可视为公共决策的成本之一,是针对集中决策增加的不确定性支付的对价,这部分成本会随着决策集中度的提高而上升。现实中,诸多由于政府宏观政策或产业政策失误导致的过度损失,就可归为社会为集中决策而支付的不确定性对价,不过它们没有上保险。

第三,由于公共决策作为集中决策必须具有一定规范与过程,决策周期较个体决策长,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最公共决策都由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完成,会产生委托代理成本。代理人可能为了追求各种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而使公共决策偏离公共利益。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公共理性的成本是公共决策形成成本、决策不确定性对价、机会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的总和;二是公共理性的收益与公共理性的努力程度正相关,但小于等于个体理性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三是公共理性的净收益为公共理性收益和成本的差额;四是公共理性的边界为理性成本与理性收益相等;五是公共理性的最优理性程度为公共理性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可见,公共理性扩张的边界和最优程度,其决定因素是公共理性的成本与收益。若公共理性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则公共理性的边界后退,个体理性扩张。若公共理性的成本下降、收益上升,则公共理性扩张而个体理性后撤。从成本看,首先,公共理性的成本中,影响最大也是变化最大的是不确定性对价,也就是说公共理性没有绝对的最优边界,公共理性的边界是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程度决定了公共理性的合理边界,不确定性增加,则公共理性的合理边界降低,个体理性应该扩张。

不确定性减少,则公共理性的合理边界提高,个体理性应该收缩。其次,委托代理成本是公共理性成本的另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治完善、信息透明、激励机制科学有效,则委托代理成本低,公共理性的合理边界就会扩张,反之则收缩。从收益看,若个体决策的信息充分、能力强、理性程度高,政府和市场对外部性的调节充分有效,则公共理性的收益将变小,公共理性应收缩,个体理性应扩张,反之则反是。同时在纯粹的私人领域,个体掌握自身最充分的信息,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最小,因此,此时公共理性应该止步。只要个体理性能够有效达到的区域,公共理性就应该退出,因为即使公共理性和个体理性都能实现同等程度的公共利益,个体理性还代表了社会个体的自主选也显示了社会的自组织程度,从而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福利。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融合的关键就是动态调整公共理性的边界,增强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协同效应。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协同的基础是合理的分工,而公共理性的边界则是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础。公共理性的合理边界主要取决于不确定性、委托代理成本和个体理性能力,从动态看影响最大的是不确定性。以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为例,张维迎强调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与中国类似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更健康,而林毅夫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中产业政策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其实两者分析的对象具有本质区不可进行简单的类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能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为标杆,减少了决策的不确定性,公共理性的成本较低而边界较宽,产业政策就具有更好的效果。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企业家群体还不够强大,市场机会发现和把握能力相对不足,个体理性能力较弱,而政府相对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能力优势和组织优势,公共决策机会成本低,公共理性的收益较高。因此,公共理性具有更大的空间,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潜在效果也就更明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距离创新的前沿越近,定性就越大。企业家群体也伴随经济发展而壮大,个体理性能力增强,但产业政策却会因扭曲市场主体的成本收益结构而降低个体理性程度。因此,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助推效应将降低,公共理性的边界就应该收缩,产业政策的深度和广度也应该随之收缩。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甚至高度发达的阶段,公共理性无须也不能完全退出,只有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共同合作才能更好提高社会的整体理性水平。其解决方案是,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是以公共理性排斥个体理性,不是以政府意志支配或主导市场,而是促进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的有机融合,推行产业政策市场化运作,避免由政府来选择“赢家”。

产业政策要从“挑选赢家”转向提供服务、减少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和提高市场主体能力等方面。如财政产业扶持资金是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方式,要改变产业扶持资金由政府直接分配的传统方式,实行产业扶持资金市场化运作,这样既能运用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能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市场机制被扭曲。现代经济面临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公共理 性与个体理性不是有此无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 只有两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才能确实发 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应, 推动经济健康、高效、持续发展。为此, 要把握好公共理性的边 就要坚决把有为政府建立在有限政府的根基之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