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连日来，党和政府多次下发防控疫情的战略部署，号召全国一盘棋，众志成城，努力打赢这场防疫战。这场战“役”中，防疫一线涌现出无数白衣天使、民警和其他各行各业的英雄，但在百姓的一般生活层面，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

大“疫”当前，社会教育再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阵脚，一时间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出来，行为习惯问题、公共道德问题……从根本上讲，它归根结底是国民教育的问题。

近日来，各路专家不时地探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何在灾难突发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三种思路的焦点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国民素质上。特殊时期，我们尤其期待一种有秩序、不慌乱的局面，期待广大国民能够有全局意识和合作的态度。但这种场面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日常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实施效果。因为社会教育内容上涵盖面广、形式上灵活性强，特别是它的活动对象成人，占据了我国总人口大约3/5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大“疫”当前，我们疾呼加强社会教育的原因。

社会教育，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的，亚洲国家普遍叫作“social education”，在欧洲叫作“adult education”，尽管因国情在语义上有区别，但其共通点是都以成人作为教育对象。有组织有计划、有明确教育目标的学校教育以适龄青少年作为教育对象，是正规教育的同义词。对此而言，成人的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以及素质教育等都可归于社会教育的范畴，一般被称为非正规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三类学校和两种教育制度，大力推行扫盲教育、干部教育、军人教育、工农速成班等成人的教育。在这些教育中，除去当时所必需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学习以外，还有政治思想、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个人行为规范等内容。这种面向成人的非正规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驾齐驱，为新中国初期的国民教育添写了浓重的一笔。

社会教育具有灵活性和实效性的特点，它不断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变，特别是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升以后，社会教育逐渐承担起丰富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任。目前各地的老年大学、退休人合唱团等活动都是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有效的活动。但由于我国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以至于还有很多地方的人民为生活奔波，没有参与社会教育的余力。此次抗疫战中发生的问题，也在警醒对成人的教育是时候要赶上时代发展的需求了。

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奔向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步伐。这个过程中，国民的素质教育必须跟上，否则，“灵魂跟不上”的现象难以改观。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来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支柱，我国国民素质的提升，社会教育不能缺场。

联防共守打好“歼灭战”，加强社会教育行动力

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依靠干部、依靠群众，动员各级力量下沉到基层。这个基层顾名思义就是社区。众所周知，社区处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最末端，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社区的参与必不可少。正如当下面对这场洪水猛兽般的疫情，全国各地社区调动一切力量，这场防疫战应该是场“歼灭战”，依靠的是群策群力、联防共守。

无独有偶，实施社会教育的基层也是社区。一些社会教育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有以社区为基点推动社会教育的实例。如前所述，社会教育主要承担学校以外、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是扎根社区、源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草根的教育”。它上至有关国民整体素质的公民教育、通识教育，下到民众的衣食住行、娱乐文体、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学习和保障。这种关心民情又组织性很强的社会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社区民众的一种依赖。当灾难来临时，社会教育机构可以发挥“短频快”的职能，迅速为民众解决生活问题。例如在日本，每次地震、海啸等灾难袭来，各地社区里的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就会成为民众的避难场所。公民馆与学校、体育馆等公共设施联手，第一时间提供了民众安居的场地。此外，社区还有生活的安排以及心理疏导等活动。日本社会教育如何应对灾情灾难，也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视角之一。因此日本民众在灾难面前没有多么盲目和慌乱，领取物资时的秩序和安静，也成为一道风景。

再看我们当前的防疫战，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等各方面启动了联防系统，纲举目张。这一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成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优势。每每重要时刻，举国上下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众志成城，显示出组织社会学理论之科层制特点在基层单位的行动力。这是自上而下的一条线。但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社会教育基础，有的民众没能很好地动员起来，因而个别小区时有不遵守规范或不配合管理等事件发生。要改变这种情况，除去警察、居委会的训导、管理等手段，还需要社会教育的融入。各地社区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努力加强社会教育，开展各种深入生活的活动，影响和带动民心，加强社区凝聚力。只有这样日积月累，才能在关键时刻组织和动员社区民众，实现共渡难关的效果。这是自下而上的一条途径。

社区的社会教育不同于课外班、补习班等私立的以营利为主的教育机构，它属于国家教育体系，是一种公共性的教育活动。通过组织、教育社区民众，培养社区的主人，使其成为爱护社区、建设社区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巡查、指导抗疫情工作时明确指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这就十分考验平日里社区的干群关系和凝聚力。有研究表明，成人的学习与社会参与之间呈正相关，这是近代以来公民教育的核心内涵，社会教育是其得以推广的主要载体。对成人的教育是保障大事大局面前社区领导力和行动力的人的因素，是需要大力发展社会教育才能够达成的。

超越抗疫斗争，走向学习型社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保罗·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理念以后，社会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它既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终身教育的有效途径。

朗格朗认为“教育是通过人的一生来完成的，教育不能停止在儿童期和青年期，只要人还活着，就应该是继续的”。换言说，终身教育持续人的整个生涯，除去学校教育这一正规化、知识性的有限学习，离开学校以后的非正规化、自主自发性的无限学习的历程，尤为漫长和不可或缺。这是时间上的概念。从范围上看，学校教育自不必说，职业教育、闲暇教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文体活动乃至临终关怀等，所有关系到人的发展的活动内容，都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终身教育理念的倡导意味着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的登场，其特点在于它具备十分鲜明的民主性、多样性和自主性。如果说社会教育还是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学历提升、知识技能学习的话，那么，终身教育已经打破了这一牢笼。它是个人根据自身的兴趣、能力或者态度所选择的教育活动，因此又叫作“终身学习”，它完全走向了生活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social education”最接近终身教育。正如朗格朗所言“终身教育并不是传统教育的简单延伸，它包含着对每个人生活的基本问题采取新的态度、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抗疫战，不仅仅是一场抗病毒的斗争，更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环节。

终身教育背景下的社会教育更加生活化、实效化，更加关注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和灾难的防控，这和全球环境的恶化、高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具体到健康教育方面，日常医疗常识的普及、体检防病、老年人生活的看护等，应该通过社区里的社会教育的方式加以广泛推进，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极为欠缺的。国外的终身教育策略，无不把医疗保健、高龄者的生活护理等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一环，而具体的实施载体就是社会教育。社区保健所、社区老人活动中心、社区图书室等最基层的机构，关系到人的健康、福祉和修养，对于人的生涯发展有着持续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我们应该站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将其视为教育机构来重新定位，赋予其发展人、幸福人这一更高层次的意义。这就是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最大思考。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了我国的发展目标是“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观念，也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倡的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内涵，它反映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和原则。其中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达成，只依靠学校教育远远不够，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打一场以社会教育为主战场的“人民战争”，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