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秀州判官李定受知审官院孙觉所荐，被召至京师以待补用。李定到后，又被王安石向宋神宗举荐。宋神宗召见李定后，对其答问十分满意，当即下令提拔其任职知谏院。

李定原所担任的判官属于州县幕职官，在北宋文官体系中处于初等序列，又称选人。这时宰相曾公亮提出，本朝以来，还没有选人直接授任谏官的先例。于是宋神宗又下令，改授李定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官品虽然不高，但权限极大，李定资历尚浅，依据惯例，出任御史须加“里行”，有点类似今天编制外的意思，以示与正官相区分。

按照流程，皇帝旨意简要记录下来后，称为词头，须送舍人院，由知制诰起草正式诏书。不料词头送去后，当日轮值的宋敏求却提出，本朝旧制，御史须由御史中丞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且曾任通判者中举荐，由于李定不符合任职条件，于是将词头封还退回。皇帝旨意被公然对抗，宋神宗一怒之下撤了宋敏求的职，第二次将词头送去。

曾公亮字明仲阅读答案及翻译（曾公亮传）

这一次轮值的是苏颂（也就是宋代著名天文学家，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苏颂接到任务后，继续重申了宋敏求的理由，并表示，李定从边郡幕职官骤然入居朝廷纠绳之任，“超越资序，近岁未有”“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因此“未敢具草”，第二次将词头封还。

连续碰了两次壁，这回宋神宗不再简单以罢官了事，而是不动声色地命人第三次将词头送去，以此表示皇帝的坚持。这回轮值的是李大临，可惜宋神宗的愿望再次落空了，李大临同样毫不留情地将词头封还。

皇帝旨意一而再、再而三被臣下退回，宋神宗怒不可遏，坚决下令再次送去词头，并直接要求苏颂按照旨意撰写诏辞。然而宋神宗的难堪远没有结束，这一次苏颂不但继续抗命，而且从容不迫、洋洋洒洒地跟宋神宗讲起了用人的道理，说道：

天下未定之时，士或弃之草野，故不得不广开搜扬之路，因此“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如今承平之代，“事有纪律，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李定以远州幕职之官，“非有积累之资、明白之效，偶因召对，一言称旨，即授御史”，则恐天下人以为“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况且御史选授早有定制，如朝廷确实认为李定“才实非常”，则不妨另授他官，何必为他一人坏了制度！我实在不是故意顶撞，只是担心诏书一下，“议论互起”，有损圣听。

看到第四次被退回的词头以及苏颂的辩词，宋神宗不禁大发牢骚：“里行之谓，本来就是为资历不够之人所设，因此才特意令李定加以里行，为何判官就不能出任呢？”

然而事情几番受阻，众臣竟也纷纷劝告宋神宗就此罢了算了。这时王安石忍不住表示了强烈不满，说道：“已经下达的圣令，于义有何不可？如若听任这些人几次三番封还词头，则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失人君之道矣！”并指出皇帝特旨原本就是为突破定制所设，“虽妨前条，亦当施行也”。

在王安石的鼓励下，宋神宗第五次将词头送至舍人院，并亲自作了御批：“经查去年诏令，当时便已言明，今后御史台有缺，可委付御史中丞奏举，并不拘官职高下。”

接到御批后，苏颂、李大临再次和宋神宗打起了“笔墨官司”，说道：陛下所说去年诏令臣等也仔细看过了，当时虽云不拘官职高下，但并不表示选人也可在此例，否则陛下何不直接以判官身份授任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却还要同时加其太子中允？李定原属初等职官资序，调任京城已蒙特恩，如今一跃而入御史台，先朝以来未有此例。臣等之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钺之诛，“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遵守有司之职业耳”，且“条例戒于妄开，今日行之，他日遂为故事”。

面对苏颂等人的坚持，宋神宗真是失了脾气，只能徒劳地再次送去词头，强硬要求苏颂撰写诏辞，而苏颂也依然“执奏如初”，并向宰相曾公亮表示：“虽有圣上特旨，但仍无以为据，如一定要写，恳请陛下特批‘特旨所除，不碍条贯’，方可草制。”

做臣下的不仅屡屡抗命，而且向皇帝提条件。而苏颂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实际上还是以退为进，算准宋神宗以万乘之尊怎会屈从臣下要求，因此以“不可能的条件”来回绝宋神宗。

不过宋神宗是有名的“拗皇帝”，在李定授官这件事上同样也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按照苏颂提出的要求，宋神宗当真作出了御批，明确表示李定授官“是特旨，不碍近制”，要求苏颂疾速撰辞。

算起来，这已经是和皇帝第七次交锋了，然而苏颂依旧没有退缩的意思。接到宋神宗御批后，苏颂除了继续阐述之前的理由，进而提出，如若定要拔擢李定，可“采听群议”“询访近臣”，看一看李定之才是否“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看来，这一次苏颂使出的是拖延计——待到遍访群议，已不知是猴年马月了！

而这一次宋神宗终于也忍无可忍了，情急之下当即下令罢免苏颂。这时王安石建议，再给苏颂一次机会，如仍抗命，再免不迟。更重要的是，尽管经历如此波折，宋神宗对苏颂仍没有放弃。于是，词头第八次直送苏颂。

然而，苏颂再一次“辜负”了宋神宗的期望，这一次他推托的理由是当日非他轮值。不得已，词头转了一圈，送到轮值的李大临手里。不出所料，李大临第九次封还了词头。

事已至此，再无挽回。宋神宗终于下发了罢免苏颂、李大临的诏令，并愤怒地作出批示：“李大临、苏颂累格诏命不下……轻侮诏命，反复若此，国法岂容！”苏颂、李大临，加上此前罢官的宋敏求，合称“三舍人”，而围绕此次李定破格提拔所引发的纷争，也就是后世所称“三舍人事件”。

“三舍人事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背景，牵涉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式启动变法。变法一开始就受到巨大阻力，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不少。在无法取得当朝大臣普遍支持的情形下，不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急于寻找或培养支持力量。李定“少受学于王安石”，属于拥护变法一派，宋神宗急欲通过破格提拔李定向外界宣示变法的决心。而苏颂等人属于反对变法一派，同样竭力阻止李定的任命，不惜屡犯天威，以防止“幸门一启，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

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上述因素，发生在一千年前的这一起破格提拔事件，仍给了我们极大震撼。

其一，宋代政治制度设计中，中书舍人的“封还”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都为制约皇权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二，宋代对于大臣的宽容，促使大臣勇于担当、敢于进言，而不只是简单地唯上是从。

其三，宋神宗尽管最后撤了三人的职，但其在词头九次封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大克制、忍耐与包容。

种种一切，都令我们今天仍为之惊叹。

摘自|《领导文萃》2022年2月下，原标题为《一起破格提拔引发的君臣交锋》

稿件来源|《月读》

本文作者|思泉

责任编辑|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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