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日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诞辰110周年。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重新讨论“乡土中国”当下的面貌和意义。1990年代赵旭东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费孝通。他发现费孝通在提出“乡土中国”的理念时，注意到的是现代化对中国乡村的蛀蚀和瓦解。

乡土社会瓦解之后

记者：费孝通1948年提出“乡土中国”的概念，“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现在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很多现代化转变，“乡土中国”的概念还有适用性吗？

赵旭东：实际上费先生最早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乡土社会已经不存在了，它仅仅是观念中的类型，叫“idealtype”。乡土社会只有在一个跟外部世界没有相互往来的自立王国的时代是存在的，一旦跟这个世界一接触，就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也改变了。现在的乡村，你很难说是纯粹的乡土，大家都在用冰箱、开汽车、网络炒股，通过手机做很多事。乡土的含义，比如没有机器、没有文字、更强调人情关系、熟人社会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改变。

记者：如果乡土早已改变，当时费孝通提出乡土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赵旭东：《乡土中国》这本书发表出来是1948年，他写的时候是1945-1946年，在云南后方躲避战乱，他在思考乡村社会结构的问题。他发现这样一个结构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最重要就是人才流失。过去乡土社会里有很多乡村精英、地方士绅，起到上下调解自治的功能。但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外部世界比如昆明或上海这些大城市，就把好多人才吸引得不再回去。人才回不到乡里去，乡村和城市之间不能循环，变成了单向度的关系，这个时候就带来了乡土社会的瓦解。

工业化对乡村自身的结构进行了蛀蚀，慢慢这个大厦就倒了。乡村原来有个自治空间，后来随着国家权力慢慢介入，它变成单轨道了。自治空间少了以后，乡村发展也就面临很多问题。看到这个变化、看到颓败的问题，他思考这一代人能不能做点事情让这个改变慢一点，所以提出要乡土重建。

记者：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这种水波纹式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还适用吗？

赵旭东：你要知道他的理论来源，他1936年到英国去读书，1938年毕业，有三年在英国的经验，翻译了《工党一年》这本书，对英国政治是非常理解的，在这中间写出了《乡土中国》。他是对照西方没有差序的模式来理解中国，认为西方是团体，大家在一个团体之中都是同一个距离，比如大家都敬奉上帝，上帝爱大家，大家是平等的。

“差序格局”逻辑上带有一定普遍性，西方人也是这样，整个人类都有亲疏远近之分，但是西方用了一套制度来安排，一旦放到一个团体里头，大家就不能有私心，要制造一个“公”的概念。比如说在一个学校委员会里，学校就有制度公平原则。中国人不是，我们还没有跳出人类普遍的亲疏远近，如果他是我儿子，当然我跟他要比别人近一点，但西方到教堂里头大家一讨论，大家相信上帝才是真理，要用制度把人从原来的自然认知转化成社会认知。

记者：我们现在也不乏这些公共的规则或制度。

赵旭东：也有，但是我们在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还会受制于差序格局。比如我们现在处理很多问题，要考虑事情的后果、人的感受、以后会影响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没有从小在所谓的公民教育里，制造出纯粹或抽象的标准。在城市里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城市也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城市，它的逻辑还是乡村的，思考方式、制度、结构没有改变，关系都是连带的，这个跟那个有关系，比如这个厂长是那个厂长的哥哥。城市中家族的概念当然衰落了，但是大家内心之中还是有家族的观念，坐下来总要攀攀亲，你是我的什么、你是谁介绍来的，称兄道弟，这也是家族关系。它也有它的效率，在处理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通过家族的力量、亲戚的力量，会更可靠、更习惯。

个人更自由了，但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了

记者：现在乡村或底层社会中，个体通过教育或外出打工的方式进行阶层流动的机会是不是在缩小？

赵旭东：对，过去讲“鲤鱼跳龙门”，普通人家可以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好像这样的途径越来越少，有研究说大学毕业到哪里去工作都越来越分层。过去中国的这种流动实际上是可循环的，富不过三代，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可能改变，你要是没有辛苦工作或守住道德底线，比如因为败家，最后又可能会变得一贫如洗了。但是今天则可能不断地财富往上堆积、智力往上堆积，要是所谓的出身或毕业学校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未来的工作。这个现在越来越突出了，也是我们新的社会问题。这样的模式很难说是从中国乡土社会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跟随西方的概念来的，就是说“能者为上”，谁有能力谁往上走，大家可能用资本、社会关系来累积能力，你钱越多，你的能力越强。

记者：费孝通对阶层流动的观点是怎样的？

赵旭东：他原来在和吴晗编的《皇权与绅权》那本书里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的核心还是讲乡土社会本身的逻辑。这些人不论学到什么程度，做官做到多高的位置，他们最后一定要回到乡村。这个循环使乡村成为中国稳固的堡垒，大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避风港。这样流动也好，不流动也好，不会差别那么大。但是今天大家不会再回乡村了，也回不去了，只能在这个上面进行分层，你比我高，我比你高，过着竞争性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西方文明带来的困境，因为它强调了一个人的能力为大，但是它没有注意到能力和优秀实际上是凭机会的，并不是必然的。

记者：现在中国人在观念上有了变化，能力提升的目的不一定是回去服务于地方，而是改变个人命运？

赵旭东：我们现在叫“个体自觉”。大家越来越个体化，这有好的方面，个体感觉到了存在感或者获得感，不会受到别人的束缚，追求个体的价值和自由；但是这个东西走到极端，个人承担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就像气球瘪的时候很难看，充起来确实胖乎乎、很充实，但是你再使劲加压它就爆了。比如现在自杀率为什么升高，越是高学历、高职位的越容易自杀，自杀里有一种“利己性自杀”，我觉得不舒服就不活了，把生命看成是自己的。以前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够随便去死，是为了父母，都是集体的、利他的。个人要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原来你可以把压力分散开，父母来做、别人来做，现在等于一个人承受整个世界，确实很自由了，但是你承受的东西多了。

（《南方周末》11.5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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