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作为一部家庭现实题材电影，在不怎么吃香的市场环境与小档期安排之下，最终取得了 8.6 亿票房，属实是 2021 年电影市场中的一匹黑马。当大家对于片中“姐姐”的生活困境做出激烈讨论的时候，就已经重新将“女性议题”再次拉回大众的视野当中。电影文本呈现出传统男权中心主义下的“重男轻女”问题及“二胎”政策叠加的社会背景，都让人们重新思考女性目前的生存环境。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开始活跃于业内，她们带来的女性视角以及女性思考，是原来鲜有存在的一束光芒，《嘉年华》、《过春天》、《送我上青云》、《春潮》……春笋般地出现让人感到欣喜，劳拉·穆尔维所陈述的“凝视”到了该转型的时刻，这是一种回望，也是一次魂归。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目前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7，如此基数的女性的社会性存在究竟在被什么定义？本文通过分析《我的姐姐》这部影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解读该影片如何通过影像来凸显女性主义和个体意识，完成“他者”与“自我”的剖析。从自身到他者最后回到自身，完成一次找到自我的一次勇敢尝试。

一．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最初是从西方的解放思潮中诞生的，最早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开启了女性解放的先河，feminism 则是上个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一个词语。波伏娃的存在女性主义、莉丝·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吉利根女性主义等等分支都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对于现代女性主义的探索。到了 20 世纪初期,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才传入到中国。女性主义是在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形成的一个妇女研究的理论热点，最早一部被中国翻译成关于女性主义的著作是斯宾塞的《女权篇》。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产生一批对女权主义领域研究感兴趣的学者。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那个时期西方文明的中心以男性为主，男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而妇女则长期受到男性的压制和排斥。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一些非女性书写的作品进行分析和批判，发现并建立长期被父权制文化淹没的为女性书写的文学作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主要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涉及的群体间的性别政治关系以及在当时父权制度控制下女性的悲剧。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作用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影视话语场内的性别话语所进行的揭露与规整的作用， 从而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呈现出日渐成熟理性的状态， 对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运用更加注重与本土女性主义电影实际相结合。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者还需要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关注现实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揭示女性在政治权力话语遮蔽下的女性渴望个性独立、自由择取、实现自我价值的合理诉求。

二．女性人物的生存状态

影片一开始“姐姐”就处于一个被隐藏的状态，它很直接，一场车祸带走了父母两个人的生命，直接把家庭割裂成两个部分。镜头对准车上挂着的一张照片，是父母与弟弟的合照，三个人笑靥如花。在影片开始之前，家庭已经裂成了两个部分，它将“姐姐”单独拿出来，建造了一座孤岛将她囚禁起来。前二十分钟的内容，戏剧张力极大，葬礼已经为片子定下了基调，这不是一部欢乐的电影，它沉重、犀利、现实。在自己父母的葬礼上，姐姐显得格外游离，躲避的眼神，不肯多说一句话。三个很直接的问题推到了她的面前：房子的归属、弟弟的抚养人以及自己的未来生活秩序。“长姐如母”，对于传统的道德规则下，放弃准备研究生考试，安心当一名护士，安安分分嫁给相伴五年的男友似乎是一个十分完美又体面的选择，但是编剧安排的一个个冲突使得“姐姐”跳脱了传统的道德框架——那个存在了上千年的“遗产”，去做出不同的选择。她的生存状态很糟糕，她自己很不开心，有一个并不爱她的家庭，从小让她装瘸就为了可以生二胎。上大学后所有费用自己挣，工作上女医生看不起她，与之争执换来的是男友的一句“何必呢？”，不服成为了近些年影片所传递的一个主要思想，当一个女性表现出不服的时候，将面对又是多么大的困难啊。她怀疑自己，她纠结，她开始与懵懂无知的弟弟建立起联系，又需要自己亲手将之切开，生之痛楚在背后，隐忍却不懦弱，普通却不庸俗。“姐姐”的形象是很饱满的，电影在剧作上是下足了功夫，让片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不会太陷入脸谱化的境地。

与“姐姐”相对应的是“姑妈”，自己父亲的姐姐。姑妈好像是上一代的“姐姐”的化身，她是个善良的人，她无私奉献。她为了弟弟放弃了自己考大学的机会，外出打工赚钱为了给弟弟挣学费。弟弟家为了能够给家里添个儿子，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到她家，她也欣然收下，如果不是因为丈夫的身体太过难堪，很有可能“弟弟”也会在“姑妈”家被抚养长大。“姐姐”对“姑妈”说，“无私奉献是需要天分的。”背在人后落着泪念着俄语文段，那可能是“姑妈”对于青春已逝的难过与心酸，她做了很多，她也没有做很多。姐姐的身份成为了一种迭代，然而不同时代女性的选择却并不相同。“姑妈没把你教好，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咯。”这像一句告别，又像是一句忠告，她决定不再将她的选择复印在“姐姐”的身上，这种放手，是对于自我控制欲望的一种挣脱，也是对心底埋藏着不甘于难受的释怀。

影片中最血淋淋展现底层女性生存现状的角色是“姐姐”工作医院里的一名孕妇。因为孕期期间过程出现问题，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现代医院面对这种“保大保小”的情况一定是要去保大的，然而孕妇丈夫执意要为她转院，死也要将这个婴儿生下来。“身体是你自己的，你真的要生吗？”面对“姐姐”的询问，等来的却是令人心碎的回答，“我要生，我要生。”

影片借“姐姐”的撕破了那最后被掩埋起来的真实，“生了两个女儿了，儿子就那么好吗？”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女性所处的位置是多么狭窄与可悲，她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令人难过与悲戚。如果一个人无法掌握自己身体的使用权，她还拥有着什么样的权利？弗吉尼亚·伍尔芙便在她的散文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设想：如果莎士比亚真有一个同自己一样禀赋超群的妹妹，名叫朱迪思，她的一生又会是何种模样呢？影片中有着无数个这样子的形象，组成了“莎士比亚的妹妹们”。“姑妈”的无名与退让，亲自吹灭了西俄女大学生的烛火；女医生因为家里是卫生系统的，有着旁人羡艳的权力，却面对于他人的生命困境而无能为力。她们代表了百年之后的女性生存现状，依旧在重演着当年伍尔芙所讲述的故事，一切恍如隔世，即使妇女运动越来越活跃的当下，有些东西依旧变得顽固与永恒。

三．“他者”的介入——女性主义批评

以传统的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来看，女性存在通常是取决于三种不同方面的社会规则之中：女性神话，社会厌女症以及性政治。女性神话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尚的故事，恰恰相反，它是来自于男性对于女性的想象，它是建立在父权制社会下对于女性的一种话语规训。女性生来被赋予的某种意义，好像有某种程式要求她们去完成，不然就无法成为一个“神话”中合格的女性，无法满足男性对于女性的想象。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寻找主体性的过程，却因为环境、传统使得本身由外界物化转变为一种自己规训自己的过程。由于生产结构的不同，女性通常被要求在家进行家务劳作，男人们出去为家庭挣取活动资金，这是一种物质收买过程，也是一种物质交换过程，然而它并不会平等，它的平等性消解于一套固定的家庭模式当中，女性的声音通常会被淹没。当女性开始反抗的时候，外界开始转化为另外一种方式——威胁，来使得女性重新回归到原先的话语体系当中，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一种极为强硬且有力的手段。“姐姐”在其中奋力反抗，得来的却是“长姐如母”与“你对得起你父母？”的回应，以收回名下的房子所有权以威胁。当父母角色缺失，亲戚都想要从惨败的家庭里分一杯羹，碰到弟弟的抚养问题又缄口不提，经济作为基础，筑起的是家族的墙。被父母背着改了志愿，也是一种特权的彰显，父母可以决定你的一切，自我性进一步被削弱，被改造成完美的“姐姐”形象，当护士体面，为了生弟弟装瘸子也是体面的。她不断地质问自己，是否养了弟弟之后自己的人生就会完蛋？其实答案很明显，但给出的答案却是空白。这不是什么女性神话，这是属于女性的悲剧。拉康有一个著名的额“镜像阶段理论”，他讨论自我的形成，我与他者的结构，我们从外界的反射中感受到召唤，形成认同，我想成为谁，外界告诉着我们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它既来自于自我的想象，也来自于外在的一切反射。当我们身处在父权文化制度当中，我们都成了一种样子，同质化使得结构变得僵硬，变得不可逾越，不可被改变。她们被高高捧上神坛，只是为了将她们囚禁在空中。

对于社会厌女症比较深刻且直接的探讨，可以去阅读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书籍，对于厌女这一话题剖析得十分透彻。电影中的直接对照就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在“二胎政策”放开的今日，有很多家庭依旧会选择生儿子而再去冒险，这好像一种赌注，本来性别没有罪过，但是女儿的出生总会让某些家庭大失所望，这到底是什么造成如此强烈的厌恶心态？影片中的孕妇为什么会自己说出“我要生”这么令人难过又气愤的台词？我们处在一个既自恶同样他恶的状态里，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于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女性则是对自身的厌恶。父权制宛如一根针，缝合了所有可以借来巩固权力的材料，使之坚不可摧。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体系中，为了彰显自己的性的主动权，他们将女性从主体世界剥离出来，营造出一个客体可以被观望的空间，将女性安置在里面。进一步则是女性的自我厌弃，来自于女性的厌女倾向从孕妇的母亲就可以看出，那是上一辈的统治，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父权制下的帮凶。影片呈现的内容让观众看的痛心疾首，它不是为了丑化那一个个体形象，她有错，但她又没有什么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这部片子所抛出来的一个问题。

《性政治》是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在 1970 年著作的一部博士论文，被誉为是“女权主义批评的一个里程碑”。该作从性别差异入手，通过解构的方式，确定了重读文本、重新认识性别身份对再现女性形象的重要性。在两性关系中，男性用以维护父权制、支配女性的策略，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是基于人之间的性别差异所产生的，逻辑其实与女性神话差不多，都是通过某种方式来行驶自我的主权。“爸爸说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你必须听我的话。”这句话从“弟弟”口中，多少有些童言无忌，然而这后面却反映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声张物品的所有权，同时掌控一切。“被表哥当成沙包练拳，被姑父看洗澡。”一句看似波澜不惊的话却撕裂了那尚存的冷酷面具，使得一切选择都变得合理起来，从小而来的来自男性压抑行为使得自我产生了反抗的心理，用“凝视”将女性转化为“他者”的行为，从小就已经开始，它们都藏在后面，藏在电影没有展示给观众那些部分。所有没有明着说的内容，都也是一种对于隐藏的女性身份的最好表达。

四．从“他者”到“自我”——将“女性”还给她自己

波伏娃用“自欺”来解释女性中那些不主动在“他者”处境中进行反击，甚至协助男性对同性进行压迫的女性群体的心理特征。女性逃避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其实也是一种对自体义务的逃避。

以存在主义理论为落脚点，波伏娃认为女性的“他者”地位并不是天生的。海德格尔以“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来阐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波伏娃认为，男性属于本真存在，而女性则属于非本真存在。男性在对待自身主体性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而女性则倾向于摆脱在追寻这种主体性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压迫感，从而无法从庸碌的繁琐生活跳脱出来，更无法探寻本质。如同男性为了维持动态的本真存在，女性也有可能在受到某种启发后，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最终实现自己的本真存在。

影片将重点内容放在了家庭这条线上，“姐姐”的感情线却也耐人寻味。男友其实是一个大暖男的形象，在一起了五年，两个人对于这段感情也是十分认真，都已经上门见了父母，却因为男友母亲的那句“要是没有能赢的把握，就不要轻易跟别人撕破脸”，男友彻底是一个温顺的“妈宝男”，他认为母亲说的话很重要，家长的句子都是箴言、金句，他与女友分享，作为一种教导、一种训诫，然而这正是“姐姐”所讨厌的。当我们在寻找我们自身主体性的时候，好像任何原有的经验都成为了绊脚石，她是社会中的一种人，而男友却是另外一种，一种没有冲突、温吞亲近的人们，没有矛盾就无法更加深入了。当明白了这件事之后，便决绝得将他推开好了，这是十分符合人物逻辑的，“姐姐”想找到自己的本真存在，矛盾总是存在的，人物也是有出路的。找寻寄养家庭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是其中她却格外苛刻，那种女性生来就有的母性，使得她在为弟弟寻找一个完美的家庭。被抛弃与被需要看似是两种情形，其实就是一体的。被抛弃所以明白难过的滋味，当被需要的时候，做出抛弃这个动作，对于个体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在找到自我的过程中，必须成为之前自己最讨厌的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当我们社会在赞扬母亲伟大的时候，是否将真正的馈赠也同样给予了她们？当我们看到新闻中自驾远游的中年妇女们时，是否又有千千万万想要逃离、重寻自我的女性？片尾“姐姐”已经将那套父母留下的房子卖掉，准备去北京考研，有一种“娜拉”出走的姿态，却不用考虑出走之后的生存，这或许也是新的时代下有关于女性书写的进步。 “我”这个母题从文艺复兴开始，一路找着，它不局限与女性，它是整个人类的一次动作。真正的道德观具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一一存在， 即在接受个体自由的同时积极发现环境。承认他人的存在，正是通过人类，世界才被赋予了重要意义。为了实现他人和自身的自由，个体无法将自己只限制在自身的命运中，而应当用道德扩展自我存在的边界，即在他人的存正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理由。“我”也不仅仅是自我，“我”成为了一个集合。在自由的社会里，女性应当与男性同样拥有自己命运的掌控权，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规划自己的未来，用正确的方式去证实自身存在的意义，成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走出“他者”处境。

五．结语

“姐姐”的形象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显得冷血，不近人情，尤其将弟弟描写地如此可爱与稚气，瞪着水汪汪的眼睛，奶声奶气地说出“姐姐，我只有你了。”、“你等等我不行嘛？”这类台词，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可能都不会理解“姐姐”的决绝。“人生太短了，大家都很忙。”的生活态度，有的人也会觉得这是自私的表现，然而，到底怎么做才叫做不自私呢？

片子没有给出答案，它不做道德评判，就像影片的结局一样，留出空白的空间。影片开放性结局其实并不讨好，既没有迎合那群先锋的独立女性视角，也没有重新回归父权体系下的顺从与，我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幻想，然而就是在这暧昧的空间当中，我们获得了可以讨论的空间。这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议题，我们也不必太过于在意结局，如果有，它只是反映编剧在某个时间段的思考与选择。当今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使之“妖魔化”，当“女权”在网上慢慢变成“女拳”，当无数的键盘侠用或嘲讽或辱骂的词语去攻击某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剥削某些好好说话的人的表达权利，他们也在拉大性别议题中不可以被讨论的裂缝。女性主义远远没有停下它的脚步，希望在未来仍能够看到更多有关于讨论女性现实的影片，社会是在流动的，电影也是如此，中国的女性题材电影应该从女性主义的内核出发，真正观照到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境遇，从而更加理性深刻地表达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