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山穷水尽之时，李安的剧本《推手》和《喜宴》获得台湾新闻局举办的优秀剧本征集活动，并且在伯乐的推荐下得以拍摄成片。1993年，《喜宴》上映，赢得了东西方观众的一致好评。《喜宴》在台湾上映八周，票房冲上一亿两千万台币。全球票房达三千二百万美金，成本仅七十五万美金，成为当年全世界投资报酬率第一的电影。”并且获得了柏林影展金熊奖，西雅图国际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以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喜宴》将冲突发生地设置在纽约这一繁华都市。儿子高伟同英俊潇洒，在美国生活十年，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浸染，并有了一个相爱的同性男友塞门。而远在台湾的父母一心要抱孙子，在孝心和感情不能两全的矛盾处境下，他不得已与旅美画家崴崴假结婚以应付父母，不料假戏真做，在混乱的事态发展中，崴崴怀孕，塞门与伟同之间因此爆发了矛盾，崴崴也不想成为传宗结代的工具，想要要拿掉孩子。但最终，假儿媳崴崴决定留下高家的骨肉，而伟同的同性恋爱人塞门也在最后取得了高家父母的妥协，尤其是得到了家庭权威——高父的认可，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共同迎接即将到来的小生命。

在中西方的大获全胜无疑证明了《喜宴》具有穿越中西差异直击所有人心灵的普遍性元素，但是在对《喜宴》的细致解读中，中西观众又呈现出不同的偏好与理解。

一．《喜宴》中当代中西文化的区别

（一）父系社会和父权传统的瓦解

在“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中，李安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角色——父亲，一个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李安的父亲从中国大陆赴台，李安也成为了一个的台湾外省人。作为家里的掌权者，李安的父亲构建了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父权制上，传统伦理至上，李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而《喜宴》中的婚宴场景也是他与妻子在婚宴上的实际经历。身为大导演的李安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因为父亲认为拍电影是不务正业，直到李安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父亲才逐渐改观。因此，父亲是李安生命中的重要一环，也因此成为在他电影中被频繁挑战与解构的对象。

《喜宴》中的高父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父亲，在他的背后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父系社会与父权传统，他在家庭中具有至高的权威和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当他和高母决定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赴美国，想要早日实现自己“抱孙子”的愿望时，高伟同即便千万般的不愿意也不敢阻止父亲的决定。当赛门和伟同因为崴崴怀孕而吵架时，担忧的高母不断询问高父，高父在生气震惊之余，只是一再严酷地让高母闭嘴，不要说话。曾经担任过“师长”的高父在这个传统的家庭里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控制者。与高父相反，儿子高伟同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在骨子里浸染吸收了西方文化 ，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尊崇个性自由的思想。所以，在生活中，高伟同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和男友相爱并同居。在高父和儿子两人之间实则是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强烈对峙。

中国的古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高伟同的同性恋是对中国传统孝道的最大冲击，同时也是对家庭传统伦理的维护者——父亲的挑战。当孝道伦理面对不可能的时候，父权社会的掌权者和臣服者该何去何从。毋庸置疑，在伟同心中一定是有孝的，不然他不会同意赛门提议的荒唐骗局，也不会容忍荒诞繁琐的婚宴习俗，只是对于他这样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一代年轻人，孝道的表现形式不再仅限于为家族延续子嗣，不再意味着对父权意志的绝对的服从。影片的最后，谜底被揭开，高父原来早就知道了儿子的性取向，他选择了在沉默中接纳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赛门。整部影片最具有深意的一个镜头是高父在机场通道接受安检时高举过头的双手，这个本该用于投降的姿势说明了父亲内心深处的妥协和接纳，当他举起双手的时候他所代表的父权也轰然倒塌。然而不得不说并不是每一个挑战父权的事例都能够获得像高伟同和高父这样颇为圆满的结果，李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遵循了中国传统中偏好“圆满”的叙事方式，让这场对峙画上了一个“温和妥协”的句号。

（二）性与婚姻的意义

在《断背山》中，李安展现了一段具有超越性的同性恋情，并一举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可，而《喜宴》才是李安在作品中对于性取向这个问题的初次涉足。

高伟同和赛门的恋情是对于中国传统观念，甚至是当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一夫一妻制度”诚然在数量上否定了多妻制或者多夫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更在潜意识中否定了同性婚姻。在当代中国，依旧存在着无法估量的偏见与反对。与之相反，同性恋在西方社会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接纳，同性婚姻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与地区也已经是合法的婚姻形式。但是在性取向的社会接纳度上，我们也不能盲目的认定中西差异悬殊。比如说在《喜宴》中出现了下面一幕：西蒙的男性好友亲了一下西蒙的脸颊表示问候，碰巧看到的邻居夫妇用鄙夷的眼光围观着他们。由此可见西方对性取向多样性的接受与尊重也并非具有普遍性的。不过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性取向这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文化的包容性诚然比中国文化更强，姿态更为开放。

《喜宴》之所以名为喜宴，离不开李安在电影中用十二分钟苦心展现的一整套中国传统婚礼礼俗。在这场现代社会的喜宴中，从新娘的化妆，穿礼服，到新婚“夫妇”跪拜高堂喝莲子汤，父亲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再到婚礼宴会上的漫长的说辞，再到由小男孩“跳床”，红枣、花生、桂圆和莲子所寓意的早生贵子，到最后夸张荒诞的“闹洞房”，中国人的婚礼被完整地搬上了银幕。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中国传统婚礼习俗中的美好寓意，也不能忽视李安在影片中的夸张与渲染，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婚姻的意义的确逃不过一个核心——绵延子嗣，繁衍后代。

“婚姻的目的与意义”，这是中西方文化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话题。中国文化中的传承香火，繁衍子嗣的传统观念或许在逐渐改变，但是在这场混乱荒诞的喜宴中，它还是一切矛盾的核心。西方文化所主张的自由恋爱，爱情至上，不需要顾虑后代的观念与中国的文化又再一次站在了冲突的双方。是孝顺父母还是自由意志？是家庭还是个人？尽管李安最终选取了一个能够满足双方需要的折中结局。但是陈列出如此艰难的选择与伦理困境，李安足以引发中西方观众对于性和婚姻的思考。

在《喜宴》中，李安难得地客串了一把，也借此表明了他真实的态度。喜宴上演得如火如荼时，有一个外国宾客感叹“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柔顺,沉默跟数学天才……”李安扮演的中国宾客在这里说了一句台词“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很显然，李安对中国的这种婚礼习俗，保守的性意识是抱着批判的态度的。在影片中，性的禁锢，戒律的捆绑，中国文化中的遗毒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那些在婚宴上遵循传统，刻意捉弄刁难新郎新娘的中国人是一群生活在美国这个繁荣大都市中的旅美华人，他们是接受着西方思潮涤荡的人，尚且不能挣脱枷锁，更何况是浸淫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丝毫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人。中西文化合流交融的当代，处在伦理困境中的人“在欲望与戒律、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禁锢与挣脱”，这是李安在《喜宴》中尝试去解决的问题。

二．《喜宴》中当代中西文化的联系

东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具体形式的千差万别，但是也不乏共性，当代中西文化的联系，通过人类的共性，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显现。中西方的所有观众在成为自己所属文化的成员前，首先是人类，因此在情感指向上存在一定的共性，比如说拥有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情感。

李安的作品并不是每一部都像《喜宴》一样能得到中西观众的一致认可，他后来创作的《色戒》在中国的反响要好于西方，而《卧虎藏龙》则一开始在西方更受欢迎。《喜宴》之所以可以获得共同点接受正是因为李安找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指向。影片中所蕴含的“家庭”与“爱情”是人类具有共通性的情感的代表，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所在。

在《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中恩格斯说到“家庭,是一个能动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行到较高的形式。”所以家庭是整个社会思潮的缩影，一个个家庭又构成了社会与国家。关于家庭，《喜宴》使东方观众通过影片中所展现的新生活找寻到了“救赎或变通的力量”，不再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管理家庭，经营家庭；西方观众也在以东方传统家庭观作为参照系审视着自我的家庭信仰，在以快感和自由著称的西方文化潮流中找寻稳定不变的内核。对于“家庭”意义的追寻，使《喜宴》契合了东西方观众的心灵，从而使东西方观众产生了接受上的共鸣和认同。

人类永恒的话题“爱情”也在喜宴中进行了展现。我们能看到，李安将高伟同的同性伴侣赛门设定成了一个阳光、善良、热心的年轻人，实际上是在内心肯定了真爱。异性恋也好，同性恋也罢，真正具有超越性的不是性别，而是真爱。这样的安排与探讨契合了东西方观众内心深处对于“真爱”的向往与追求，也让让这个生在台湾，长在美国的中国人讲的故事能够冲破中西文化的藩篱，在中西方都收获如潮好评。

在《喜宴》中，由父亲所代表的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儿子高伟同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经历了一次次的冲突与对峙——天伦之乐的消失危机；父慈子孝的观念；同性相恋的困境不断遭受着挑战。中西方文化原本就是异质的文化，因此对于众多现象的中西不同解读是必然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家族”为本位的观念，造成小我的“个人意志”远低于以父权为代表的“家族权利”；而西方文化却以“个人”为本位的特色。中国人以“感情”为本位，而西方人则以“理性，实用”为本位。在《喜宴》里，东西方的文化底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本文所讨论的孝道，婚姻，性取向和父权只是中西巨大差异的“一簇冰山”，在《喜宴》中还展现了许多的差异，比如说高父和赛门初次见面赠送的的礼物，影片开头赛门所理解的以古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撇开中西文化明显的差异，电影话语凭借选取内核的普遍性，也能够取得中西的共识，如《喜宴》借助对“家庭”和“情感”的探讨达到的中西方共通的接受。如果能借鉴《喜宴》所完成艺术实践，寻找中西共同的文化内核，就能够在文化交流和艺术创作中实现超越，这一点，在多元文化彼此交融、碰撞的当代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2016年12月 20岁 《中西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