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苦出身的康帕内拉深具宗教情操，也如同布鲁诺、伽利略，试图建立一套独立于天启神学之外的自然哲学，这就注定了他难逃悲惨的命运。

闵采尔怎么读（闵采尔农民起义）

在漫长的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中，康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黑暗的现实和未来社会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为什么极端的贫穷，会使人成为恶棍、滑头、骗子、小偷、阴险者?

——为什么大量的财富和高人一等的地位，会使人目空一切，愚昧无知，变节卖国，欺诈说谎，冷酷无情，压迫弱小?

长期的思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他领悟到，要使人类真正解放，一定要废除私有制，建立起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不平等制度，没有人压迫人现象的新社会。

康氏以哲学、诗和对理想国的憧憬来减轻痛苦，代表作《太阳城》即为1622年在监狱中写成的。

《太阳城》如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描述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家庭束缚，没有思想禁锢，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生产和消费由社会统一组织安排，产品按公民需要分配，儿童由国家抚养和教育，教育与生产相联系，实行自由民主的大公社会。

乌托邦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各有过人之处，莫尔希望通过民主平等来实现公正，闵采尔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进步，康帕内拉则希望通过合理的思维、博爱和优生学来实现永久的和平、健康与繁荣。

但康氏所探讨的这个“哲学共和国”，对时代来说，是过早的乌托邦。

康氏强调，一个最好的国家应该采取选举的方法，由受过理性教育的人来治理，即“贤人统治”的原则，每个人工作目的都在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

他主张在选拔人材上坚持“实际技能和学问”与“德行出众”这两条标准，反对“根据赏识和亲戚关系”来“授与职务”。

在他看来，由于国家职务是根据上述原则授与的，因此就能铲除那些因职位的继承和贪图功名而产生的恶习，国家的首脑就不会推崇一些人而凌辱另一些人。

康氏深刻地批判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价值观。他指出“极端的腐败现象笼罩着”“这样的社会就好像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那样多的懒汉和恶棍，以致使国家濒于灭亡”。

是什么导致腐败横生、恶行遍地呢？康氏认为在私有制和利己主义支配下，每个人都想成为富人或权贵，就会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的财产。只有铲除私有制，消灭贫富对立，一切恶习都将随之消失。

马克思对康氏的这一进步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康帕内拉等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