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社会 > 科学的产生发展及其重要价值

科学的产生发展及其重要价值

科学的产生发展及其重要价值16~18世纪自然科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走上精密的观测和实验研究的轨道,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由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第谷、牛顿等科学

科学成为探索自然规律的活动起源于古希腊,近代自然科学几乎是从古希腊自然科学演进而生。16~18世纪自然科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走上精密的观测和实验研究的轨道,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由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第谷、牛顿等科学家为科学理论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产生。科学理论的提出使无线电通信、航空、航天等技术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展示出无穷的力量。 然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今天,竟然像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国盛、科技日报见多识广、博学多才的总编辑刘亚东都不清楚科学是什么及科学的重要价值意义。显然,一个连专家学者都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的大国,科学技术研究很难谈得上创新发展。由于重大技术的突破通常都以科学的重大突破为先导,因此,如果世界上没有科学先行的科学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三次工业技术革命。为此有必要开展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及其价值意义讨论,它有利于使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科学及科学的产生发展

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复兴古希腊文化包括科学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迅速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成为科学产生的温床。以16世纪哥白尼天文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成为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开端,紧随其后产生了以17和19世纪牛顿经典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波理论等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从此,近五百年的西方世界,在近代科学指引下,通过18、19世纪的蒸汽机和电力机两次技术革命和20世纪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世界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可见科学是反映自然界事物与之相关因素影响下的运动规律及其原理、社会等客观规律并用于指导技术研究分科的公式化知识体系。科学回答和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在专门学科中,其本质就是“学科理论及其产生的知识体系”,自然学科理论的全体就构成了自然科学。因此,科学就是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生产活动中,在研究事物随全部或主要因素增减变化关系后,对发现现象、原理和变化规律提出的概念进行归纳推理,形成的各自然分科理论及其符合各理论的全部系统化知识体系的综合。这一定义表明,只有符合科学理论的知识才是科学知识,而不符合科学理论定义的理论知识也非科学知识。而我们同时讲得科学决策,也必须符合专业理论,否则就是人为决策。科学并非吴国盛教授所说的是从事的某种社会事业,或者说的科学是指某种价值判断;也非刘亚东总编所说,“科学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吴国盛教授和刘亚东总编对科学的认识显然背离科学的价值意义,不符合科学与技术产生发展的规律。

科学属于思想认识范畴体系,事物认识观念的改变是科学创新的开端,重大技术的提出与创新从来有赖于科学理论的指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然而,科学并不能凭空产生,科学实验和生产活动是科学产生发展的唯一来源。科学及其理论源于生产实践中的感性经验,感性经验再通过实践上升为理性经验并提出假说,假说经过实践证明即成为指导生产实践的理论,理论再通过实践经验并在指导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理论及其所产生的系统知识就构成了科学。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科学的重要价值及与技术的关系

19世纪后科学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已越来愈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的发展越来愈依赖于科学的发展。19世界以来农业科学并未像物理学、天文学和化学一样提出农业科学理论。世界农业虽然已由原始农业品种驯化走向杂交种的选育应用以及有机肥的施用转向化肥的施用,但人类至今并未把科学认识的进步对农业变革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放在农业发展的全过程,把科学看成影响农业发展进步的首要因素。时至今日,专家学者通常认为在由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走向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农业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农业工具和经验性技术左右农业阶段发展的认识观不仅不符合农业是一部科学进步史的观点,而且这种认识也与今天农业工具虽然已进入智能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阶段,但品种选育和施肥技术仍然没有摆脱古代农业生产中凭借的直接经验性,从而导致增施化肥施用量下的作物新品种更新不再具有增产作用的事实相矛盾。农业发展的工具技术史观限制了人们探索农业发展规律的思维,实际也制约了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不可否认,从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走向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农业工具由石器、铁器的应用发展到现代智能化农业机械的普及应用,极大地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规模化大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但机械化应用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世界粮食产量的三次大突破都是科学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首先是科学认识进步的结果。

长期以来,农民就知道施粪肥、草木灰,或以豆科植物轮作可以提高地力,提高产量。在1840年以前的25年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植物到底从周围环境中吸取些什么,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田地肥瘦的道理及地力减退的原因。除了阳光、雨水、雨露的作用外,农民对植物所必须的其它条件几乎毫无所知。曾经有人这样认为,在作物的种子和土壤里潜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作物借助它而获得产量。在这里,作物生长并形成产量从土壤里吸收什么的问题就是理论问题,李比希提出植物矿质营养理论正是解决了这一理论问题导致化肥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中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首先提出植物矿质营养学说和养分归还学说,理论的提出导致化肥工业的的产生与发展,对当时西欧农业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短短二十年中,西欧小麦产量增加了一倍。如1885~1890年,荷兰、比利时的小麦产量为15~17公担/公顷,到1910~1913年时,荷兰全国平均小麦产量为26公担/公顷,比利时为25公担/公顷。据说其中50%的增产是由于化学肥料施用的结果。而后来发生的世界三次粮食产量大突破则与作物杂交种育成和大量施用化肥有关。作物杂交品种的育成虽然并非依赖于科学理论的突破,它是基于观测和实践经验形成的育种技术,所选育作物品种是生产应用中获得的感性认识,它并不是基于育种理论形成而发明的技术,它是感性认识上形成的经验技术,是育种技术走在育种理论前面的表现。它反应的是古代科学理论与技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交替产生的原始形式。但经验性技术具有天生的局限性和弊端。如今世界出现的作物品种产量潜力越来越高,但增施化肥不再具有增产作用及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的问题 就是没有提出科学的作物育种理论所致。

世界粮食产量的第一次突破是1866~1936年,美国育成玉米双交种是育种技术的大突破,玉米新品种的应用配合大量施用化肥,玉米产量由100kg/亩增加到406kg/亩,化肥用量每十年增加一倍。第二次突破是1941年,墨西哥育成叶考拉等小麦品种,亩施化肥50多公斤,墨西哥小麦从原来的亩产50kg提高到250kg。第三次突破是菲律宾在1966年育成IR8等水稻品种,亩施化肥100多公斤,一季稻亩产达到600~650kg,创造了当时世界粮食产量最高纪录。

化学肥料的应用和作物杂交种的选育成功与应用,是农业科学和技术开始走入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它深刻地表明科学技术具有人们无法想象的增产潜力。从科学性和增产性考虑,传统农业技术如精耕细作、增施有机肥应该是农业的基础性的辅助技术,而我们直到今天还提倡的休耕、轮作倒茬甚至视为农业瓶颈的抗旱栽培技术,它们与这些科学技术措施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因为,无论是从世界的粮食生产发展看问题,还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好几倍看问题,我们通常说的十年九旱还不是制约农业的主要问题,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仍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而且首先是农业科学理论研究的突破。

19世纪以前,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与应用还处于相互依存、交互产生的时期,科学还未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的研究仍建立于经验感知和主观判断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科学理论突破基础之上。玉米双交种、墨西哥叶考拉小麦品种、菲律宾的IR8水稻品种的育成,表明育种技术产生走到科学之前。而由于作物育种学至今未提出科学的育种理论,因此,经验性育种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作物杂交品种较普通品种或淘汰品种具有增产优势、杂种优势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由于没有提出育种科学理论,我们无法知道无论美国的玉米双交种、墨西哥叶考拉小麦品种,还是菲律宾的IR8水稻品种,为什么施肥量和产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增加施肥量不再具有与原来相同的增产效果,至此以后世界粮食产量再没有产生类似的大突破,其原因无疑是绿色革命以来一直没有深入研究绿色革命产生的理论问题,树立科学具有无限增产潜力的观点。因此,未来农业技术的突破必须依赖于科学理论的突破。

然而,施肥与育种研究者至今还在讨论科学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实际是并不清楚农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和甚至不知道农业上有什么理论问题需要解决。

我国至今是否产生科学

我国是具有五千文明的国家,一谈起科学技术,国人引以自豪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然而,殊不知它早已成为外国人鄙视中国科技发明创造的笑料。

早在1883 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演讲中就妄讲到:“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中国虽然有古老文明,数量众多的人口,但我们却只把他们视为野蛮人,因为他们的科技几千年都没什么进步,他们满足于应用科技让生活更方便,却很少去系统探索科技原理,更没把科技当成国家发展进步的重点。他们也没有把科学运用到了化学和物理等领域。他们发明了火药,但火药对他们而言只要能爆炸就够了,至于火药为啥能爆炸呢?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就是这种在科学上不讲究寻根问底、只用来维护既得利益的态度,让他们退步。”对此,我想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听到这种羞辱的语言会十分愤慨。然而,此话真还是话粗理粗丑。因为四大发明确实基于实践发明的经验性技术,而非科学理论突破下产生的技术。然而,我们不能因李约瑟疑惑为什么现代科学会起源于西方,而不是科技和经济曾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就此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若要是中外学者早知道科学是什么,他们就会认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产生了科学,那就是中医科学。

中医学是归纳总结千百年的临床经验和古今学术思想发展而成的一门科学学科。然后,对于我国近代产生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中医科学,不仅受到外国人的藐视和诋毁,而且也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甚至攻击和抹黑。中国人认为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是科学,但又拿不出科学的证据和质疑性研究成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们无法猜想其它原因或用心,但不懂何为科学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像吴国盛、刘亚东这样的著名专家学者也没讲清楚什么是科学。因为要让一个没有从事研究科学,更没有取得科学研究成就的学者或专家谈科学,就像要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男人谈怀孕感受和分娩的紧张痛苦一样。不同的人想象各异,推测千奇百怪,结论也不免荒诞。中医科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成就与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相比,无论是形成过程与研究方法,还是其理论和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中医技术,都具备了现代科学的内容特征。因此,中医学至少可以说是还没有完全脱离经验的科学。在漫长的中医实践认识过程中,中医由中医技术发展成为中医科学,其标志性的科学成就是许多科学概念的提出和科学现象、规律的发现。中医学研究采用了不打开黑箱的研究方法。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或学说多是单一研究对象设置多重复试验所得结果形成的认识或观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即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理论。中医则无法用设置重复实验的方式研究中医学理论问题,它只能应用输入与输出不打开黑箱的方法研究中医学理论问题,即“通过输入对症治疗作用的中药,输出治疗效果”的方法,用中药的功能作用推断病理病机及病症的寒热虚实。而中医学漫长的形成与发展时间就成为实验的重复,因此可以说中医学说是基于几千年实践、认识,再实践和再认识总结出的科学学说。

中医学说虽然到目前还仅是自成体系的见解或观点,但中医学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它已具备了构成科学理论所必须的概念、现象、规律等要素。世界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突破有多种形式,但在理论领域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理论的建立,如细胞学说、相对论”等,中医学则提出了元气论、藏象学说及五行阴阳学说,中医学说与细胞学说等具有相同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为中医诊断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中医学诊断治疗需完善内容和研究方向;2)“有重要意义的新现象或新规律的发现,如电磁感应现象及其定律、生物遗传定律、化学元素周期律等的发现。”现代中医学学说发现了肾中精气转化现象、肾中精气显著影响心、肝、肺、脾的阴阳平衡和代谢功能现象、肾阴和肾阳主宰全身阴阳平衡的规律;发现了心阴、心阳失调的病症表现于舌、汗;肺阴不足与亢盛导致的病症表现于鼻;脾阴脾阳失调的病症表现于口、唇;肝阳、肝阴失调导致的病症表现于目;肾阳、肾阴失调症导致的病症表现于耳、二阴和肾的现象与规律;脾阴与脾阳共主运化的规律、津液在脾气作用下与肺吸入的自然清气相结合形成宗气、营气和卫气的现象、发现了肝阴和肝阳在肝气的作用下通过藏血畅达全身气机,条达情志、调节生殖功能和传递信息的规律;肺、肾、肝、心、脾的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为病症病理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医学说发现的这些现象和规律是与科学理论的新现象或新规律发现一样的科学发现;3)“关键的新概念的提出,如场、量子、反粒子、遗传密码等概念。

”中医学说则在元气论中提出了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的概念,并阐明不同类型气体运行规律和生理作用,同时提出了肾阴、肾阳和肾气的概念;在藏象学说中提出了肝阴、肝阳和肝气、心阴、心阳和心气;脾阴、脾阳和脾气;肺阴和肺气的概念,这些均属于新概念的提出。科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理论的提出和突破,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光的“微粒学说”到“波动说”,从牛顿引力论到广义相对论,都是人类认识自然质的飞跃。中医学从神农尝百草与药食同源感知中认识到草药能治百病开始,逐步走向应用草药偏方、验方治病并探索发病原因和为什么偏方、验方能治病的科学问题,通过上千年不断实践和再认识,从而提出气一元论学说,无疑是中医在人体生理、病因和病理认识上的突破和质的飞跃,它与中医诊疗技术及其系统知识构成了中医科学。中医科学虽然自今还未被世界普遍认识或认可,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是西方国家创立的土壤施肥科学和作物育种学无法企及的。如果说中医科学及其理论的严密性和实证性还与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不能相提并论,那么我国学者创立的作物育种学理论、土壤施肥配比理论和作物栽培学理论及其应用技术,无疑是西方国家和外国学者望尘莫及的。

美国总统拜登肯定地说,直到今天没有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而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自今也没有产生科学,这种认识无疑是清朝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一直落后于西方形成的惯性思维认识的后遗症,是缺乏独立思想见解和民族自信心不足的表现。纵观世界科学发展史,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独立发展出近代科学,我国独立创立农业科学则是首开世界先河。

近代经典物理学的诞生基于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创立,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英国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因为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建立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英国科学家胡克、哈雷、雷恩等的研究基础之上,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创立的理论。物理学上的其它理论及其它学科理论的建立也不例外,科学理论的建立都是集各国科学家研究成果的大成之作。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了完整的电磁理论,导致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基本上是概括总结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德国物理学家欧姆、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法国物理学家安培、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和德国物理学家楞次等的研究成果而创立的理论。从19世纪以前科学的产生发展来看,重大科学理论的产生有如下特点:一是由于科学认识首先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过程,因此,科学理论的产生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二是由于科学的产生受传统观念、传统文化和思想开放与否的影响,科学创新不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通常多是由各国科学家相继接力完成的;三是科学理论创新要经历假说提出、探索试验、实证试验以及研究成果的归纳推理过程,因此,科学创新需要不同学科和具有不同思维的科学家参与,科学革命很难在某一个国家发生。我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除受上述条件制约外,很大程度上是不懂何为科学和至今没有建立起民族自信心的结果,并非国人智力不如外国人。

我国学者从作物栽培学追肥理论、土壤施肥最小因子理论开始质疑探索研究,仅用39的时间就提出农业科学三理论,并发明了“世界更新换代化肥新型产品和调控施肥技术”以及苗期诊断父母本氮磷单施与配施特性和耐肥性,选育适宜高、中、低不同肥力土壤种植的高产玉米品种的育种方法。从农业科学理论提出到农业重要技术发明全部包打天下,实乃科学技术创新奇迹,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些见诸杂志和报端的发明创造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只要你知道原有理论,只要你具备一点科学知识和鉴别能力,你就会看到耀眼的科学光芒。

作物栽培学理论发现了谷子植株%氮含量测定值,从苗期到成熟期呈递减的规律、播种前氮磷施肥比例和最大施肥量决定苗期植株氮含量和产量水平的规律,并提出了作物吸肥是前一生育时期吸肥水平决定后一生育时期吸肥水平的连续过程的概念,从而概括归纳出作物播种前一次性施肥理论,多年的生产应用表明该理论是客观自然规律。而现在教科书栽培学并没有通过严格科学实验总结归纳出栽培学理论。

在提出作物播种前一次性施肥理论基础上,研究者从内因决定外因的实践论观点出发,在发现不同土壤养分类型存在相应最佳施肥比例规律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了施肥量、施肥比例与作物产量的关系,发现了土壤养分类型与最佳施肥比例规律,并阐明其作用意义,即最佳施肥比例的作用是调整作物苗期土壤供肥由不平衡供应转化为平衡供应或保持土壤原有供肥的均衡性,而施肥量的作用则是提高作物苗期土壤养分的供应强度。从而提出了作物苗期土壤供肥强度与作物吸肥相协调概念、平衡与不平衡养分类型概念及施肥原则,据此提出土壤施肥配比理论。该理论表明,施肥期、施肥比例和施肥量是施肥三要素,在最佳氮磷施肥比例条件下,作物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在作物最大施肥量范围内,单位肥料的产量增量也并非随施肥量的增加而逐渐递减。而被称为经典土壤施肥最小因子理论“植物产量的增减和厩肥中所供给的矿质营养成比例,一种植物必须的养分缺乏和不足,其它养分虽多也不能提高植物的产量。”并非实证理论,而是不同地块施相同数量厩肥产量不同而得出的推论。该理论并不具备科学理论发现规律、现象及提出概念等要素,自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理论。因为土壤种植作物,氮磷在任何情况下并不存在最小因子的情况,土壤施肥均以氮磷最佳比例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最佳,也不存在报酬递减的现象。土壤施肥配比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化肥新产品的产生,开辟了因土壤和作物定比定量施用调控肥的新纪元,它是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农业大国的标志性科学技术。

然而,我国农业科学的研究也并没止于土壤施肥配比理论的提出和化肥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明,随之创立的作物育种理论则更是彻底揭开了世界农业科学近200年未解之谜,即作物品种杂交为什么具有杂交优势、杂交优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作物施肥为什么可以发挥作物品种的高产潜力问题。破解了作物品种产量潜力越来越高,但增施化肥不再具有增产作用的世界难题。

我国学者在“杂交玉米品种内在性状及其基因表达的施肥原理”的论文中,破天荒提出了作物育种学理论。该理论提出了耐肥性和养分利用效率基因性状的科学概念、最大施肥量相匹配概念;发现了基因激活和失活现象、同性耐异交杂规律,从而形成了较进化论等生物学理论更严密的科学理论。

作物育种学理论清楚阐明,耐肥性和养分利用效率是决定玉米品种高产潜力水平的两个主要性状,两个主要性状分别由一对氮磷最大施肥量和一对氮磷最佳施用比例基因所决定。每一对基因中,其中一个来自父本,一个来自母本,而且父母本可以同时携带多种基因,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但父母本要实现分离、重组与表达,必须有相应的环境因子激活,即育种环境因子土壤氮磷最大施肥量达到作物品种要求的品种最大施肥量和最佳氮磷施肥比例,才能使相应基因从休眠或失活状态转变成为活化状态,从而实现基因分离和重组。父母本杂交育成品种后,存在于种子中的基因型失去环境条件就处于失活状态,而失活状态的基因型只有在与分离、重组相同的环境因子激活后才能使其决定的高产性状得以表现。因此,环境因子激活基因型是施肥增产的内在原因,施肥量和施肥比例就成为施肥增产的两个重要因素,由此破译了施肥增产之谜。此外,基因重组遵从同性耐异杂交规律,即父母本只有具有氮磷肥单施或配施的相同特性,且对土壤最大施肥量耐受性具有较大差异,这样父母本才能实现有效杂交,从而选育出与不同肥力土壤最大施肥量相匹配种植的高产品种。

作物育种理论的提出,人类首次明了施肥学中的最高产量施肥量是指由土壤肥力水平和养分对比关系决定的土壤施肥量,而土壤最大施肥量之所以获得作物最高产量,是因为该施肥量已达到或接近决定作物品种产量潜力水平的作物品种的最大施肥量。当土壤最大施肥量超过作物品种的最大施肥量时则产量降低,从更正了教科书施肥超过最大施肥量产量逐渐降低是施肥造成作物毒害的错误认识。

作物育种学理论的提出不仅使通过苗期诊断父母本氮磷单施与配施特性和耐肥性直接杂交选育适宜高、中、低不同肥力土壤种植的作物品种成为可能和现实,而且在生产中能实现不同肥力水平土壤最大施肥量与作物品种最大施肥量匹配种植,变高产的偶然性为必然性,变小面积高产为不同肥力土壤普遍高产,从而彻底解决世界作物品种周期性更新下增施化肥不再具有增产作用这一困扰世界农业科学研究近200年的科学难题,创造了一个国家独立创立农业科学理论并发明世界重大农业科学技术的先例。

我们崇拜文艺复兴以来发生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我们醉心与羡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发达。但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并非完全产生于美国或西方其它国家。美国已有200多年的建国历史,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但至今美国并没有能创立农业科学。我国建国只有72年的历史,仅用不到40年的研究时间就独立创立了农业科学及其技术,在农业科学寻根问底研究上,研究者问了彻底,问了个够。如果美国科学家罗兰还在世,他看到中国在农业科学研究上的这一科学成就,他一定会为他所说的“中国⼈知道⽕药应⽤已经若⼲世纪,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族中最古⽼、⼈⼝最多的⺠族当成野蛮⼈而感到羞愧;美国总统拜登看到这一科学创举也将会觉得自蒙其羞,从此失去自信心。对此难道国人有谁还愿自取其辱,迎合西方国家摧毁民族创新自信心的战略吗。

上一篇: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下一篇: 资本逻辑与灾难资本主义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