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放宽了计划生育限制,允许家庭生育三孩,同时也积极为大家庭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这些都明确表明国家希望公民生育更多的孩子。
但是,政府的这种催生号召对于育龄期的职场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为事业发展努力奋斗,或许已经成为母亲的人来说,在2022年建立或扩大家庭的实际前景如何?
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我们想探索中国的职场文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观点。为了解女性领导者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对职场妈妈的普遍态度,我们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李秀娟(Jean Lee),以及两位Global EMBA校友Rosa Tao (2019级)和谢抒(2017级)坐下来聊一聊。Rosa和谢抒既是杰出的企业女性领导者,也是母亲。Rosa现任潘多拉(Pandora)大中华区首席财务官,大中华区是全球珠宝品牌潘多拉的重要市场。谢抒是世界药企50强之一凯西制药(Chiesi)的医疗事务总监。
工作+家庭=忙碌的生活
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地方,上面这个简单公式都是不变的。在管理充满活力的事业之余,还要履行父母的职责,这是一种平衡做法,没有人会称之为“轻松”。但在中国,是什么因素改变了这个公式?李教授解释说,传统的性别观念在中国家庭和职场仍然有不容小觑的影响。
李秀娟教授
“对于想当母亲的女性领导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女人应该照顾家庭,而男人应该赚钱养家’,这种观念仍在延续,尽管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以约60%位居世界前列。不管怎么说,家庭和育儿责任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人们仍然认为,平衡家庭职责和事业是‘女性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家庭问题’,更不是‘企业的人才挑战’。这给想要平衡事业和育儿的女性带来了巨大却又不尽相同的挑战。”
李教授指出,在衡量女性的成功时,双重标准会给她们带来额外的压力和频繁的挫折感。女性要想取得家人、同事和社会的认可,她们必须在两个角色中高度参与、胜任以及“在场”,而人们对男人的期望则往往只是把工作做好,除此以外他们几乎没有“社会污名”。这种性别偏见往往导致决策者认为女性员工对工作的投入不如男性同事,这又促使他们为男性员工的发展和晋升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Rosa Tao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这么一种心态,认为女性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照料家庭和孩子,而不考虑她的职业投入。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有一个愿意支持自己的伴侣非常重要。我的丈夫和我对工作都非常投入,但我们都明白,作为父母和高管的我们必须一起努力。这就好比一对好的CEO/CFO搭档,你们必须互相照应,对潜在危机时刻保持警惕,共度难关。”
谢抒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这非常难,我时常觉得应该抽时间重新评估自己的状态。这真的很讽刺,因为时间总是不够用!当你想兼顾事业和家庭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而这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认为这对上班族父母都一样,但无怨无悔地‘两头兼顾’的期望确实更多地落在了女性身上。”
政府该如何提供政策支持?
2021年,除了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省市级政府也将产假再延长30天。这些只是中国政府最近释放的部分信号,表明其提高总体生育率的决心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将为育儿父母提供更多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便利。那么我们的受访者如何看待政府最近的这些努力?
谢抒
“我认为政府的方向是对的,这些政策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变得更加容易。不过这种努力可以扩展到另一个领域,那就是鼓励企业更加了解职场母亲面临的挑战并为其提供支持。比如,企业可以考虑如何改进工作场所的母乳喂养环境(比如划出专用区域或给予哺乳期女性员工吸奶时间),安排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等等,从而帮助职场母亲处理好繁忙的家庭生活。但这不能是一种强制性的、以惩罚为主的方法,而应该是鼓励性的。”
Rosa Tao
“最近一些有益的政策变化是政府鼓励减少家庭作业和课外辅导班。家长们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孩子,那就意味着你有加倍的后勤工作,包括各种课外活动、补习班、家庭作业等等。”
李教授也认为,政府显然是想为女性创造更有利的生育条件,但她也提到,从女性角度来看,生育产生的成本,无论是财务支出还是对职业的影响,都是成本高于回报。她认为最新出台的措施是一种“补偿”,旨在减少与生育有关的各种成本,但她表示,这些措施难以有效激励女性积极生育。
为了解决生育多孩(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也是非常花钱的事情)的财务问题,以公平、实用和直接有利于职业母亲的方式扭转局面,李教授有以下三种建议。
李教授相信,政府的政策调整有助于职场妈妈以适合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雇主的方式重返职场。生育可能意味着牺牲事业,这是提高女性职员生育意愿的最大障碍之一。李教授认为,以下政策调整对提高职场女性生育率,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行之有效。
雇主该如何拥抱“家庭友好型”工作文化?
政府的政策方针必然是鼓励或抑制不同职场行为的强大激励因素,并对企业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然而,中国的庞大和复杂以及它的经济基础意味着,不能指望政府来塑造、调节和监管职场行为的方方面面。
作为最直接的影响者之一,雇主决定了女性在尽力完成工作的同时,其履行母职的难易程度。虽然政府最终可能会在鼓励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方面提供更多“广泛”的建议和指令,但企业本身必须决定如何通过最佳方式实施必要的变革。
李教授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企业可以做些什么来使已为人父母的员工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重视。
“企业必须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并尊重‘家庭时间’。不应该鼓励甚至应该惩罚像“996”【早9点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这样不合理的工作时间,因为这是某种形式的剥削。同样重要的是,企业应该全面关注员工福利(不仅仅是简单的午餐和交通补贴)和员工整体健康状况。举办家庭日、亲子工作坊等活动也有助于企业塑造‘家庭友好型’工作文化。”
李教授指出,全球能源专家、大型跨国公司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在其中国业务中率先建立了家庭友好型企业文化。早在2012年,该公司就开始实施“女性领导人计划”(Female Leader Plan),旨在选拔工作经验为8-15年、具有高领导潜力的女性员工进行培养。2014年,该公司成立了女性顾问委员会,倡导女性在公司内部追求职业发展,同时兼顾家庭事务。此外,其家庭假政策(自2018年起实施)和灵活工作政策(始于2017年)也为女性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让她们在为公司施展才华的同时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她特别强调了施耐德组织的年度“He For She”活动。该活动邀请不同职级的男性领导者和员工参与,与女性员工分享积极或消极的案例,讨论他们对女性潜藏的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 并呼吁大家“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更好地帮助女性员工发展。
幸运的是,施耐德电气不是一个孤例。在中国,有越来越多富有远见的企业开始认可职场妈妈的价值并积极提供支持。我们的受访者一致认为,一种对职场妈妈友好的企业文化,与受法律保护的产假和相关福利一样,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Rosa Tao
“企业绝对可以在帮助职场女性平衡事业和家庭上发挥重要作用。潘多拉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招聘环境,不存在询问求职者有多少孩子或计划有多少孩子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在面试中被问到类似问题的经历,这说明该企业的文化有问题。”
谢抒
“阿里巴巴的马云曾说过,留住人才只要看两件事:一是报酬福利,二是这个人在那里工作得开不开心。这不仅仅关乎提高福利,如果公司能让当母亲的员工感到受到尊重和欢迎,并乐于在那里工作,这也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这种平衡在中国会变得更容易吗?
政府希望提高生育率,并已表现出激励这一进程的意愿。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进入职场并担任领导者职务,如何克服职场女性“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心理障碍,对政府和企业来说仍是一个挑战。
此外,政府和企业还必须考虑如何应对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这些偏见可能会继续阻碍中国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正如李教授所总结,这种平衡仍然十分复杂,它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李秀娟教授
“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立志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另一方面,仍然有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女人即使不顺从于男人,也应该顺从于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男性主导的、家长式的思维方式仍然相当强势。我认为这仍然是女性想要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最大障碍。如果要实现持久的改变,必须让男性转变观念,重新认识男女在家庭和职场中的角色定位,通过更加协作的方式,来处理好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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