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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嘉璐著，节选自《四库学（第9辑）》。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是人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时时思考，时时注意，不如此，国家或民族就要涣散、萎靡，严重时可能要解体、灭亡。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的经济已经是“文化经济”，国家间的关系究其根本，是文化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中，世界需要文化的多元化。多元文化的世界可以给人类带来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反之，将是很危险的。

一

首先，谈谈文化的层次和类别。狭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领域的一切成果；最狭义的文化则专指艺术、出版等事业。按照内容分，可以把文化分为三层：表层是蕴涵在人类物质生活（衣食住行）中的文化，即服饰、烹调、器皿、建筑等，这实际上是人类运用物质以满足各种需要的形态；中层是借助物质所体现的文化，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都属这一类；底层文化是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哲学思想等，实际上是包括了对待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关系的态度。底层文化之所以为底层，是因为它为全民族所共有，不像中层和表层那样，不同地域和行业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底层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核心，它的精神总是投射到中层和表层，或者说，表层和中层总是蕴涵着、体现着底层。按照组成的情况分，在民族文化中有亚文化，例如汉文化、藏文化、维吾尔文化等等；也可以着眼于地域，那么就有江南文化、广东文化（岭南文化）、西北文化等，也还可以细分为香港文化、首都文化等，它的细胞是不同社区的文化；如果着眼于行业，就可以分出文人文化、农民文化、金融文化、商业文化、学校文化等，还可以细分为某某企业文化、某某学校文化。总之，对文化进行分类，也和给其他一些事物分类一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分法。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从什么角度划分，各个层次和类别之间的区分都是相对的，而且彼此之间不是绝缘的，总是相互影响着，包括相互吸收、促进，或相反，相互制约、抵消。

二

以下，我们探讨一下中华文化形成的环境和条件。人类的初始文化主要是受了生活环境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刺激而发生的；而一旦文化发生了，最初形成的文化底层将对尔后的文化产生永远拒绝不了的影响，打上磨灭不掉的痕迹，有的学者称这些初始文化的核心内容为文化基因，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中华文化初始时的环境和条件是怎样的呢？

中华文化来源是多元的。从地域上看，有陕甘地区的商周文化，有川渝的巴蜀文化，有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后来又有齐鲁文化、楚文化等等。但是，后世所谓中原文化，实际上就是商周文化，逐渐成了主体。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其水平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地区。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的和武的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融为己用，边扩散边演变壮大。这就犹如黄河之水，在奔腾向海时沿途大小河川纷纷汇入，愈向东流其势愈大，遂成大河。如果我们放眼永无尽头的历史来看，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这一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商周活动的地域大体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而且主要集中在淇河、沁河、渭水两岸。那里是怎样的情况呢？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落。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与家庭的延续。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包括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园。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中，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算学、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这样，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崇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重实轻虚等基因。当然，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上面所说的重等级轻平等，以及重义务轻权利的因素。

中华文化这样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这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表层是最易发生变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关系太密切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经变革，人们的衣食住行就要跟着变化。中层变化的速度仅次于表层，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融的加深，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也必须相应地演变。表层与中层文化的每一次演变，也就是向前进了一步。唯有底层文化，因为经过了数以千年计的表层和中层的反作用而不断的“修订”、加强，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中，所以极难改变。但是，既然表层和中层对于底层有着反作用，所以表层和中层变得久了，也就要动摇底层文化。

神农氏像东汉画像石（拓片）

三

下面，讨论一下中华文化的成长和细密化过程。

众所周知，商周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权政权，而是靠着“天命”和血缘（“祖”）维护的宗主制国家，帝或王虽然可以册封和征讨不听命的诸侯，但他的最大特权却是主持祭祀，祭天与祭祖。对于诸侯统辖区域内的事物，王或帝并没有指挥权，也就是说诸侯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与后代皇朝比，当时天下的思想和学术并没有那么高度统一，还是比较活跃多样的。

商周的这一情况到了东周时期，特别是“三家分晋”以后，也就是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顶点。王权衰落到极点，各地思想空前活跃，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百家争鸣”时代。后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学说，这时还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并没有后代那样显赫，更没有独尊的地位。

但是，慢慢地儒家有些突出了。从其学说的内容寻找原因，一是儒家学说直接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当时社会上层所注意的；二是儒家注重家庭人伦关系，这是农业社会所有成员所十分关注的。这两点说明儒家是入世的，是抱着积极的人生态度的；三是其学说归纳了很多大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可以说带有相当的普世性。这一点说明，儒家在观察主客观世界时虽然是从现实出发的，但是其思维却超出了现实的范围，已经涉及本体论和方法论。从学说的传承看，由于其学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普世性，所以追随的人多，涌现的大师也多，因而在传承过程中得到较好的丰富和完善。丰富完善的渠道之一，是儒家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学派的营养。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儒家已经比大多数学派引人注目了。

到汉代，在经过了依据黄老学说休养生息之后，国家要发展强大，就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于是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把天下的思想归于一统，而且与神学相结合，神化了孔子，当然也就神化了汉家天子。学术似乎有着这样的规律：一种学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产生不同的学派，可以说产生学派是学术达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不同学派之间既争论，甚至相互攻讦，同时彼此也在从其他学派那里，特别是从对手那里学到东西，用来丰富自己；如果一旦一个强势学派淹没了或压制了其他学派，变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么，学术的进步也就放慢，甚至中止了。儒家在汉代就陷入了自身发展的这一悖论。在东西汉共约400年的时间里，儒家学说在义理的研究上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大的进展，渐渐走进死胡同而不能返，因为它已经蜕变为一些文人谋取仕途的专用工具，不能容许任何变革了。这一来倒是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逼出了一门后世国学不可须臾离的工具性的显学——训诂学。这是题外话。

物极必反。唯一的学术权威消失了，就要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因为人类的思想什么时候也不会停步。汉亡之后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后不到300年。这一时期如果把魏蜀吴三国算上的话，共出现了二十几个皇朝。旧有的儒家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已、社会动荡的现实，也不能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人生问题；同时，现在既然没有一统的皇朝，也没有了唯一的权威学说，人们在感慨世事无常的同时，也在展开思辨的翅膀翱翔，出现了可以说是又一次规模较小的“百家争鸣”局面。大体而言，在北朝儒家学说居于绝对优势，但并没有多大建树；在南朝则老庄一系的思想占了上风，这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丰富有着极大的好处。在我看来，这一时期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人们大胆怀疑的精神，吸收了儒家之外其他学派的长处，为尔后学术的更大发展打下了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文化的其他层面和品种上，由于与西部民族共处或交往甚多，也吸收了不少异质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隋朝时间虽短，但是依我看，在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功劳不小。择其大者而言，一是在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这是在中层文化中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一是在南北朝学术歧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既以儒家学说为主，又兼容百家。这两项，于近期，为唐代的鼎盛做了准备；于长远，则此后一千余年，一直得其润溉。但是，因为唐代太强盛了，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方面太多，成就太大了，因而有隋一朝的功绩犹如明月旁边的星星，不为人所重了。

唐代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皇朝。我们都知道，汉代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王朝，文景之治为汉代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国力十分强大。但是唐更为强盛——当时的生产总值占了全球的3/4，科学技术——当然是农业社会的技术——和艺术成就的水平，例如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等，都达到了空前高度。在各个领域的创造发明也更多，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可以说，唐代是自汉至清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里国力最盛的时代。有一件事情应该在这里提出来特别说一说。唐代在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文官制度，包括科举取士的制度，形成了极其严密的官僚及其培养体系。虽然自秦汉起，已经在探索建立这样的制度，但是不仅粗疏，而且与贵族掌权制也没有完全断绝关系，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应该是在隋唐。文官制度的意义在于，使政府相对独立于皇家，官员可以来源于民间，不但要比皇家子弟勤奋、了解民情，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不会因世袭而陈陈相因，又因为是由于“为人谋而忠”的儒家传统和对知己者的感恩，所以比贵族更忠于社稷。这件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在当时却是极大的首创。这一制度不仅为以后历代皇朝所沿用，而且传到了西方。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首先由英国从中国学去，然后不断完善，并传遍西方世界的。唐朝的法律体系也是最完备的，是中国此后一千多年封建社会法律的楷模和基础，这也是了不起的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唐代对异质文化的气度也要比汉代大得多。汉代吸收了当时从西域传来的艺术、音乐、服饰、器皿等表层和中层文化成果。如果和唐代比起来，后者吸收的异质文化更多，而且涉及底层文化。唐代的强大，是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广泛吸收来自各方面的异质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必然结果。

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件是佛教的中国化。据说佛教最初是汉末传入的，但是一直不能被广泛接受，因为佛教的教义中有许多内容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不相容的，例如必须苦行，要与父母家人断绝关系，就是中华民族不能接受的。即使唐三藏（玄奘，600～664）千辛万苦取了真经回来，又带着学生埋首翻译了不少经卷，朝廷又一再提倡，也是仍然传播不开。过了不久，六祖慧能（638～713）在南方（今广东）巧妙地把佛教教义中可变的部分，如修行的方法、修行与现实的关系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形成著名的禅宗，这才在广大民间普遍开花，也就是为整个中华民族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佛教中的最大宗派，一直延续到今日，并很早就传到已经接受了儒家学说的韩国和日本，又成为那里的佛教主流。与此同时，儒家学说也从佛教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立和斗争。前面我们说过，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并没有多大提高，进入唐代，受到佛教的启发，就开始了较大的演变，特别是通过哲学思辨形成对宇宙本体和认识方法的新结论。唐代是儒、释（还有道）相互影响的阶段，当时还没有结出太大的果实，到宋代，儒家学说达到新的高峰，也就是出现了新儒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宋明理学。我们可以说，禅宗是在适应了中华文化后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宋明理学则是吸收了佛教一些内容和形式后禅化了的儒家学说。儒释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段历史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

另一件是唐的对外关系。先看西部。丝绸之路的开辟可以追溯到汉代；隋朝向西的通道共有三条，隋炀帝于公元609年还曾经到达今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接受西域各国的朝贡，并在武威置高官接待西域来访的使者和君长。不妨把河西走廊看成是1400年前的开放特区。到唐代，多次反击东西突厥的进攻骚扰，打通了天山南北两条大通道，使得丝绸之路更为畅通稳定。中国与中亚、中东各国建立了良好关系，与该地区乃至欧洲的文化交流比以前规模更大，更全面。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吐蕃，促进了西藏地区的文化发展，为以后西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打下了基础。再看东部。唐和朝鲜、日本关系密切而友好，交往频繁。以玄奘为代表的多批僧侣西去取经，带回了大量南边的天竺（印度）文化。

总之，唐代是极为开放的时代，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博大，对世界影响如此深远，与唐代的强盛、开放和文化的细密有着极大的关系。此后，五代又陷入相对比较混乱的时期，入宋，基本承接了唐代的余荫，虽然也有不少创造和发展，但就其总体而言，已经远远不如唐代了。

阎立本绘步辇图，其内容为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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