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儒、墨两家。当时的百家争鸣就有“非儒即墨”的说法，以致出现墨家之言充盈天下、天下不归儒而归墨的局面。墨家积极倡导“兼爱而无等差”论，苦行实践“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社会理想，蕴含着独特而深刻的人文情怀，具有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其中所体现出的慈善精神，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古代慈善伦理思想的内涵。

“无等差之爱”：墨家慈善精神的理论基石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十大主张，墨子所构建的墨家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命题是“兼爱”。他通过思考当时诸侯纷争的社会现实，将根本原因归结于“天下之人皆不相爱”，提倡将“兼爱”作为济世救民之良方，主张对一切人无所不爱，不分远近、不分等级，追求天下之大利而除其害，从而实现普遍的“无等差之爱”。

墨家之“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之义，主要涉及是群己关系的处理原则问题，把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看作是相互联结的利益共同体，既有自爱的权利，也有“兼爱”他人的义务和责任。墨子提倡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若社会成员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社会生活，能借利人以自利、借爱人以自爱，通过互惠实现互利，在利益的交换中达成利益的共享，“爱人若爱其身”，则群己关系自然谐畅，天下大治指日可待。

尚同：墨家慈善精神的理想蓝图

大同思想，原本是儒家文化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内容，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充满温情地描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至此大同世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悬置于人们心中的理想圣地。作为与儒家思想渊源颇深的墨家，则以倡导“尚同”思想著称于世。所谓“尚同”，即“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墨子之所以极力主张“尚同”，就是为了使社会的纠纷离乱得到治理，促进国家的政令畅通、稳定和谐。

然而，天下由乱而治，并非墨子提出“尚同”之说的最终目的，墨子学说的最终目的乃在于为百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乐上》）。墨子主张一切的制度设置，都应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所谓“天下之利”，则是“兼相爱，交相利”。

事实上，通读《墨子》就会鲜明地感受到，墨家思想的最终目是“兴万民之利”，凡事惟有符合国家百姓之利，方有价值意义。墨子提出“非攻”、“节用”、“节葬”与“非乐”等主张，根本原因就在于为了避免统治者“亏夺民衣食之财”，损害民众之利。墨子倡导“尚贤”，也是因为惟有贤者才能体恤百姓疾苦，济苍生于水火。

这种“兴万民之利”的宗旨，深刻反映了墨家的平民化立场。在墨子这里，“尚贤”是“尚同”主张的前提和保障，“尚同”则是“尚贤”的目的和结果。墨子力主“尚同”，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兼爱”，为“兼爱”提供制度保障。“尚同”不仅与“兼爱”不矛盾，相反还是实现“兼爱”的基础。因此，墨子的“尚同”主张，构建了墨家慈善思想的理想蓝图，深刻反映了先秦时代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下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墨家所期盼的“尚同”蓝图与儒家所勾勒的大同世界，是何其相似！而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到墨子的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以及对社会弱势阶层民众所怀有的那份悲悯之心。

行义：墨家慈善精神的践行方式

“义”历来被作为处理以利益关系为本质的群己关系的道德律令。对此，先秦诸子皆有著述，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提出“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皆赋予“义”以特殊价值。同样，墨子将“兴万民之利”做为学说之根本，视“义”为“天下之良宝”（《天志上》）。墨子如此看重“义”，根本上是由其“兼爱而无等差”的核心理念所决定的，“行义”由此成为墨家慈善精神的践行方式。基于此，墨子将“义”提高到关系天下治乱兴衰的高度，主张“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尚贤上》）不仅在理论上高举“义”的大旗，更注重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行义”，践行“义”的慈善精神。

通读《墨子》可以深刻地体悟到：比之儒家、道家，墨家具有更为强烈执着的济世情怀，对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也更为积极。无论是天下有道无道，邦治邦乱，墨家都义无反顾，当“兼”而不让。对于一般人而言，“行义”就是尽自己所能做善事。而在墨子看来，“行义”并非是难事，人人皆可为。义事并无小大之分，重要的是每个人要尽己所能去做，只要有益于他人，即便是平常之事，也皆是在做善事，即是在“行义”。墨子特别强调行义者要具有一份担当精神，积极倡导忘己以济人、损己以益其所为之事业，尽心所作，一往无前。由此可以看出墨家哲人身上所折射出的担当天下道义的道德情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虽时隔千年，依然闪耀着崇高的人格光辉。

《孟子•尽心上》论及墨家时，曾有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墨家只要利于天下，虽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后人莫不引此言以述墨家刻苦力行的精神。《庄子•天下》篇也谓墨家子弟“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以裘褐为衣，以跤嬌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甚至于“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极近于《孟子》所言。

墨子这种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刻苦力行、万死不辞的精神，苦的是自己，成就的却是天下道义和万民之利，包含着对民众尤其是下层百姓的博大之爱于其中，通过“行义”而践行“兼爱而无等差”的慈善精神，对后世在灾难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扶弱济贫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也进一步彰显了墨家心怀天下、博施广济的慈善精神。

本文作者

国际公益学院公益文化研究部 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

中华茶文化博士后

刘 峰

慈善引领社会文明

兼爱·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