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调查发现，职业地位与受教育年限之间的相关度是0.6,比父亲与儿子职业之间的相关度0.4要高，而对律师、科学家等更加专业化的职业则与受教育年限的相关度更高。因此，人们推测，是因为教育增长了技能，所以和职业地位有高相关性，也就是技术管治。然而，柯林斯认为，“支撑技术管治故事的并不是真相，而是虚构故事的感染力”，他通过例证击破了关于技术管治的一个个神话。神话1：人们对文凭的追求是因为低技能工作比例下降，高技能工作比例上升。福尔杰等人的研究发现，美国20世纪的教育需求上升仅有15%是因为职业结构的转型。神话2：人们对文凭的追求是因为同一种工作对技能的要求升级了。如果不是职业结构有变化，那是不是同一种工作要求更高的技能呢？然而，伯格发现了教育过剩的现象，即雇员所拥有的教育水平已经超过了工作本身的需求，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特别体现在大学毕业的男性和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女性身上。神话3：人们对文凭的追求是因为教育水平越高，生产能力越强。哈比森等人将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成四个层次，从这四个层次来看，入学率综合指数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系数高达0.89。但是从每个层次内部来看，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比如在第四层次内部，入学率指数高于中位数的法国、日本和荷兰，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中位数，而丹麦和瑞典则恰好相反。而皮斯利发现，中学入学率提升带来经济发展的，在他研究的37个国家中只有12个，而大学入学率提升带来经济发展的，虽然有21个，但是美国、法国、日本等则是在另外的那16个之列。神话4：人们对文凭的追求是因为教育水平越高，职业技能越强，未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越大。1963年，克拉克等人的研究发现美国大部分熟练工人都是在工作中习得技能的。而1967年对旧金山湾区309家职业机构的调查发现，84%的机构都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对员工进行再培训，就可以让他们迅速适应最新的技术变革。

不仅如此，在一个机构中，技术也并不是全部。换言之，最高权力往往并不掌握在技术水平最高的人手里，而往往掌握在管理人员手里。因为对于机构来说，资金运转、对外联系、人事关系这些问题可能更具有全局性。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的技术水平的要求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降低，因为许多工作将由机器完成。

文化通货与教育的类族裔现象

文化通货的广泛传播对职业领域的影响，是让它们趋于分裂而非统一。专业的职业群体愈来愈多地占有资源，用来为群体自身利益垄断职位。文化通货最多也只是能在特定专业领域内推动自我意识和工人组织的发展。这也是阶段冲突的一种形式，因为工人们可以被视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经济上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区别在于，文化通货让这种冲突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多边冲突，每一个职业群体都与其他群体为敌，因此职业领域更倾向于分裂，而不是固化为两个敌对群体。虽然共同的文化通货也许能缩小族裔差异，但却因此而再生产了族裔隔离的劳动市场分工模式。我已指出，教育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类族裔。

——摘自《文凭社会》，第122~123页

在柯林斯看来，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是由相同文化资源的人群一层一层构建的，而文化生产越是正式化，文化产品就越类似于一种通货，而教育则是正式化的重要手段，让文化成为一种看得见的“现金”。教育文凭系统既生产了横向关系，也生产了纵向关系，形成了某种垄断。首先，我们来看纵向关系。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850年有了义务教育法，但是那时，只规定一定年龄范围的儿童必须上学，但没有严格规定学校类型以及年级，因此当时各个学段存在混乱并行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学不要求有高中学历，甚至不要求上过小学，一些大学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预备部，培养学生具有相关的能力。此时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互独立，处于脱节的状态。而在1870年以后，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校系统的管理进一步得到规范化，从1920年到1950年短短的30年间，公立学校的人数增长了16%，教师人数增长了34%，而管理人员的人数则增长了188%。整个学校系统被梳理成一个单一的序列，年龄和年级严格对应，每一个年段都是后一个年段的准入的必要条件，而且成绩也代替年龄成为了升学的依据。其次，我们来看横向关系，横向关系主要体现为专业的垄断。以医学为例，医学被认为是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因此医学院也是许多学生向往的圣地。

然而，从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并不纯粹是技术确定了它的高地位。在当时，内科医师、外科医师和药剂师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但实际上，后两者更关注技术，前者主要靠理论学习，然而却是技术含量相对低的内科医师最受尊重，因为其更偏重于理论的学习。从19世纪开始，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外科医师和药剂师争取到了执照发放的自主权，同时也提升了从业的门槛，要求更为系统地学习，而内科医师也在1858年被迫要求改革，更新了教学内容，提高了专业要求。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上流社会的内科医师组织起来，成立了医学协会，并在各所知名大学里创办了医学院。到1820年左右，医学院内部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要求，即要求三年的学徒经历和两年的医学院深造经历。1890年，美国医学院联盟成立。1891年，美国医学协会组织全国大会，希望推动各州建立统一的行医执照发放程序。随着医学教育升为研究生教育，延长学习年限、接受昂贵的训练都让医学院的学生跃升为精英群体，区别于其他学科。在美国医学协会内部出现了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医学院进行评估，成为对医学院有绝对权威的中心组织。1916年，美国医学协会又成立了专业委员会，在医学行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些举措限制了江湖郎中，提高了医生的声誉，医学院的门槛也由此变得更高了。因此，柯林斯认为其实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垄断程度和地位高低，要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就要历史身份认同封装起来，医学就是通过联盟和协会一步步将自己的专业社群边界划清，以正式的方式进行文化再生产。

文凭废除主义

要想获得重大的改变，就得废除文凭系统。这并不是说要废除学校，但确实意味着让学校回到这样一种状态：它们必须靠自身内部的产品而不是学位的通货价值来维持运转。在法律上，这意味着废除义务教育要求，并规定在雇佣过程中要求正式学历是非法的。在民法立法的框架内，这种对学历要求的司法挑战已有先例。由于证据明确显示，文凭并不能提供工作技能，技能完全可以在工作中学到，而且文凭的获取本身偏向特定群体，因此很容易辩称对文凭的要求是一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