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行坤 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过中学政治的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对矛盾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但在西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浪潮下，第三产业崛起，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知识劳工和服务劳工日益占据主体，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面貌变得日益模糊，以至于难以辨认。这也成为很多马克思主义寻找其他革命主体的历史原因。

除了这第一重矛盾之外，生态社会主义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通过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然会遇到自己的界限即作为自然的生产条件，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方式的矛盾。奥康纳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第一重矛盾会导致我们所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更侧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界限，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从而对社会造成毁灭性影响。因此，围绕劳动的斗争就不再是社会主义斗争的唯一中心，生态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运动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潜能。

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反资本主义斗争去中心化的路上走得更远，指认出了资本17个内在的矛盾。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的学术成就享誉世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已有很多著作翻译成中文。就在年初，中文版《跟大卫•哈维读》（第二卷）出版，今年夏天哈维访问中国，笔者有幸担任首都师范大学那场讲座的翻译。当时的礼堂可谓人满为患，很多同学席地而坐，哈维在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这本译著（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的出版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哈维的最新思想。

回到这本书。哈维认为这是他“最危险的一本书”，并且是他所谓“马克思工程”的最新（或者是最后）成果。哈维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课堂向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学生或社会人士讲授《资本论》，从1982年《资本的限制》到2010年的《资本之谜》，哈维一直致力于对资本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后来出版的《跟大卫•哈维读》就是根据哈维的讲座修订而成。我们可以看到，哈维对资本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

哈维在这本中特别区分了资本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充斥着无数矛盾，但其中许多与资本积累并无直接关系。这也是作为没有把种族和性别矛盾纳入研究的原因。

作者将这17个矛盾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本矛盾，这是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都会存在的矛盾，其中包括1.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2. 社会劳动与货币；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4.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5. 资本与劳动；6.作为过程的资本与作为东西的资本；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第二类是在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会有所不同的变化的矛盾，其中包括8. 技术对人的影响；9.分工；10. 垄断与竞争；11. 不均衡的发展与空间生产；12.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13.社会再生产；14.自由与控制。最后一类是危险的矛盾，15. 无止境的复合增长；16.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17. 人性的反叛。

哈维在这本书中也非常推崇波兰尼。在后者看来，资本主义制造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并且将劳动、土地（自然）与货币都视为可供买卖的商品，而这三要素的商品化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毕竟，人不是供资本家肆意剥削的劳动力，自然也不是资本家可以无限攫取的货物，货币也不是供人无限积累的的商品，但资本主义将这三要素变成了虚拟商品。这就会导致哈维所说的矛盾2、5、16以及最终的17。

但哈维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到了更多的矛盾。在笔者看来最为重要的是矛盾15。为了让数学不好的读者也能理解复合增长，哈维讲了一个故事：某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接下来每一格的米粒数目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满所有方格。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奖项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到了第21格时，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在第21格之后，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粒可以填满剩余方格。这就是复合或者指数增长。因此哈维认为资本主义3%的复合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很快就没有生产条件来支撑这种资本积累方式。

但哈维也意识到到，资本或许并不需要有形的生产条件进行积累，单纯的货币积累就可实现资本的积累。这是金融资本以及非物质劳动崛起的原因所在。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奇观（景观）、信息、影像、符码和信息等的生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可以保证资本摆脱自然限制，迅速积累。另外哈维也指出当下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资本获利并不是靠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所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换言之，对土地和知识等的垄断让垂死的食利者再度焕发容光——凯恩斯在1936年预言过“食利者的安乐死”。也就是说，当今的剥夺不再采取利润，而是采取各种租金的形式。

这就让我们来到了哈维的重要结论，斗争不能再只限于生产空间和劳动过程，社会上针对各种寄生阶层的斗争同样重要，而这些恰恰是传统左派所忽视或者不以为然的，认为那些只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小打小闹，不可能具有革命性。但哈维恰恰通过这个视角认识到土耳其、希腊和美国等地的新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意义。

在本书的“后记”中，哈维根据这17个矛盾提出了17条斗争策略。但哈维并没有像毛泽东或者阿尔都塞（哈维对阿尔都塞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似乎有所误解）那样——哈维认为后两者没有阐述马克思对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辨别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哈维所提出的三类矛盾之间的关系是含混不清的。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矛盾都可以成为斗争的起点，并且在特定的历史节点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期望哈维的分析和建议不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变得“危险”起来。毕竟，最为关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