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潮漫论

编者按：作为时代先导的历史思潮，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的运动中，反映着时代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历史思潮的研究和探索也应乘势而上。当前学界对历史思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1月，伴随着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其下设的九个研究室中，历史思潮研究室成为全国仅有的一个专门的历史思潮研究机构。历史理论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两届“新时代历史思潮”学术研讨会，历史思潮作为学科受到普遍关注。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围绕什么是历史思潮，历史思潮的学科定位，历史思潮与社会变迁、史学思潮、史学流派之间的联系，历史思潮的运行、社会属性等问题，从中西比较、思潮运行、学科发展、社会变迁等视角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历史思潮的研究走向深入。

略论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思潮

乔治忠

廊坊师范学院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一、社会思潮及其形成机制

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上，在一定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下，常常会出现一种“思潮”，即群体性的思想、认识、价值观、诉求和呼吁的潮流，涌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对历史的发展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性质和形成机制，是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动和发挥显著的作用，主要是近现代时期的现象。

广义而言，任何一项在社会上占据一定影响力与舆论势力的思想和理念，兴起时都可以视为某种思潮的萌发。但这样一来，似乎所有具备广泛影响的理念、思想都可以揽入思潮的范畴，未免成为笼统、混沌的概念，而不利于在历史研究中予以辨析。因此，最好还是以狭义的视角给“思潮”以适度的定义。所谓“思潮”，从“思”字之义，当以思想、理念的形态起始，虽然思潮的发展可能转化为大的社会运动，但勃兴之际必当呈现为思想文化之表现；从“潮”字的本义而言，其状况则似若海潮，虽然也有着背景、条件的酝酿过程，其酝酿和潜伏甚至可以经历很长的时期，一旦表现出来，就是在短期内的忽然涌起和形成高涨，引人注目，影响力也会快速扩张。当一种热烈的思潮达到高峰后，继而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热度冷却，涌动平缓，渐渐回落，或被新的社会关注点所超越，其凸显的地位不是长久维系的。此后则有两种状况，一是能够形成长期的文化影响，二是渐渐消弭或被另一新思潮超越和取代，这是绝大多数思潮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思潮可以说是社会意识上的过渡性表现。

例如，在中国近代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引发一场社会进化论的思潮影响巨大。有人认为：“《天演论》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思想文化的不断更新，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兴起，进化论思想已经失去思想潮头的地位，但依然遗存于社会而未能泯灭。不可否认，有些早期的革命派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率先接受进化论思想而后完成立场与理念的转化。正如有些学者指出，严复《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思想，“为辛亥革命思想理论的成熟发展、为辛亥起义的爆发，奠定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天演论》介绍过来的进化论这个理论武器，不仅为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利用，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接受，甚至对于零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的初期出现，进化论也起了媒介传动的作用”。因此，进化论的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在从高潮上缓落之后长期发挥影响的显例，其社会作用经久不息。

与社会进化论思潮同时兴起的政治维新思潮，势头之强猛、影响之巨大，丝毫不逊色于进化论思潮，其核心诉求是在中国推行维新变法，以图富强。但这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理念，虽然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愿景，却将一切希望寄托于皇帝一人的“乾纲独断”，鼓动并无真正实权的光绪皇帝以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楷模，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措施。结果在守旧封建势力的抵制、围剿下一败涂地。随着反清革命思潮的涌起，更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帝制，旧的维新变法思潮已大违民心，基本上消弭不存。

思潮回落之后，无论是继续保持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基本消逝，都意味着终究失去社会文化的核心地位，未能长久地维系其夺目光彩。但在历史上也有因社会条件造成的特殊状况，即一种兴起的思想文化以思潮的面貌发端，后来稳定存续并逐渐演进，从而取得长久的独特地位。例如，中国古代的儒学，其产生之初并不为时所重，经过历代儒士的经营与改进，特别是与王朝统治机制的磨合、衔接，数千年基本保持了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这样长时段的社会文化的持续状态，不宜称之为“思潮”，后世也无人将儒学称为一种“思潮”。

一种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机制，是相当复杂的，内中融入多种因素，因此也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况。以新文化运动等思潮为事例，多种社会因素的积累和相互激荡，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思潮的外在形态似乎是突然兴起，而实际上是根基于社会诉求和潜行理念的积累。清季的社会，随着时政的积弊和学术文化的僵化，要求社会和文化变革的理念日益增强。19世纪前期，著名学者龚自珍已具有“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异”的信念，反映了时人欲求社会改良的意识。19世纪后期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但思变、求新的意识已然深入人心，势不可挡。辛亥革命后，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却远未实现，许多前清旧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官员或军阀，对民主主义政治既无认同也无情感，甚至接连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整个社会除少数真正革命派和先进知识分子外，思想意识还处于继续启蒙的状态。于此同时，中国民族工业有显著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队伍都在壮大，留学海外的归国学者与日俱增，西方思想文化快速传入中国，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条件，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产生。

第二，思潮的形成，往往借助于名家或“导夫先路”者的疾声呼吁。例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最初得力于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对白话诗文的提倡和示范，这成为兴新文化、贬旧文化的突破口，旗帜鲜明，成绩卓著，影响力极大。随即高唱“科学与民主”理念，即树立“德先生”“赛先生”的权威，抓住了提倡西学先进思想的焦点。一种文化思潮的迅速兴起，总离不开一批有学识、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文士的激情呐喊和积极参与。

第三，作为短时期即形成高涨状态的“思潮”，依靠群体性的激情而勃发，因此在其理性内核之外，也多裹挟着情绪化的因素，不免有一些偏激和过头的言行。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中，浮现出废除汉字等主张，惊世骇俗但不切实际，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梁启超是20世纪初发动新史学思潮的领军人物，打出推动“史界革命”的旗帜，其撰述激情四射，号召力极大，由此揭开中国史学史转型发展的崭新一页，功不可没。但毋庸讳言，其中也颇有偏激之语，如断言中国古代“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把传统史学几乎一笔抹杀，实为过当。

探索社会思潮的背景与形成条件，有助于认识某种思潮中可能包含的复杂因素，可以进一步深入剖析其本质属性和社会作用，将看上去起落倏忽、难以逆料的社会思潮，掌握在理性的思维与实践之中。

二、文化思潮及其社会作用的二重性

某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是历史发展中常有的现象，有思想文化上矛盾的积累，就一定会导致或大或小之思潮的涌动，试图解决矛盾，开辟出路。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之中也一定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和演变。当社会思潮向前推进之际，往往出现与之方向相反的回潮，思想文化的回潮也是一种思潮。不同方向的思潮之间的作用相当复杂，其中具有相互抵制、相互激荡、相互平衡的效应。

例如，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形成两种思潮的直接碰撞。坚持中国必须“西化”立场的学者以陈序经最为坚定，其实他也明白“全盘西化”有所偏颇，难以实行，但认为若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口号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什么区别，已经沦为复古派；而主张“部分西化”的种种说法，乃是“提出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折衷派”，会给旧文化留下阵地，因此坚决主张高举“全盘西化”的旗帜，不给复古守旧派留下可资利用的空间。胡适的主张虽比陈序经稍有缓和，但认同“全盘西化”的口号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胡适也曾经主张“全盘西化”，在这次论战中则认为：“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这显然有策略性的考虑。但他对西方文化特别赞誉，认为当时的西方文化就是“现代化”“世界化”。

主张向西方学习，认为中国旧有的文化基本出于老旧、落后状况，应当“西化”的理念，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日益发展壮大。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广东政府当权者首先倡导思想文化的复旧主义，官方开始恢复祭孔仪式，并要求各个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其中中山大学中文系即以旧的经史之学为课程，舆论哗然。陈序经拍案而起，于1933年12月在中山大学礼堂做《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主张“中国文化彻底全盘的西化”，第二年1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引起争论。据陈序经自己总结，“全盘西化”口号虽存争议，但争议中没有一个人赞同当局的复古运动。这次论辩虽局限于广东而未扩展到全国，但陈序经的主张已引人注目，影响不可小觑。

至此事情并未了结，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掀起“新生活运动”与尊孔读经活动，官方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出任理事长，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前揭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就在此刊发表。因此，此文肯定是配合当局意旨的行动，甚或不能排除本来就得到了当局的指示或授意。而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与奖励也十分明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指示各地分会立即宣传《宣言》，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各地组织多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官方报刊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大力推崇，半年之内支持与配合的文章即已达百余篇。

与此同时，陈序经、胡适等的批评和反击也已开始。胡适迅速撰文对《宣言》暗藏的意图和“初衷”予以揭露，指出其论调是“中体西用”的“最新式的化妆”；所谓“中国本位”“恢复中国的特征”，而中国古代的“特征”其实就是君主专制、三纲五常。这一剖析，可谓一针见血。随之加入论辩者增多，形成了不同文化思潮的对阵。论战的范围波及全国，出现多种不同见解。在论辩中，“本位派”和“西化派”即相互批判，也互相交融，而且如同陈序经所言，是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这就是多数参与辩论者认为文化建设的宗旨，应当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且现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化。除陈序经之外，绝大多数人不再坚持“全盘西化”的口号，西化派人士当然主张西洋各国是当下现代化的代表，需要通过西化的途径向现代化前进，却多不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可以照搬利用。本位派则表示并不完全反对西化，认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亟须汲取西方的优美文化，必须与守旧派、复古主义作坚决的决裂。因此，不可否认，王新命等十教授的《宣言》虽然是对蒋介石等人提倡尊孔读经等行为的配合，但身为学者毕竟与当权的政客不同，他们没有公然将儒学经术描述为中国“优美文化”，未敢提倡尊孔读经，论辩中则更强调要坚决反对复古主义。另一方面，陈序经之所以高调呼吁“全盘西化”，实际是针对政府当局的复旧主义行径。鉴于当时一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仍然走在向西方寻真理的路途上，在文化求新与守旧复古激烈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全盘西化”之论有所偏颇，也不应批评为是一种“崇洋”心理作怪。

这场论辩充分反映文化思潮的二重性：一是一种思潮形成，往往会出现与之抗争的另一思潮；二是一种思潮之内会有积极的文化因素和负面的观念及诉求。主张“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学人，并非是对世界知识全无了解的顽固派，相反，其中多有留学国外或撰有多种近代型学术著述的名家，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包含着为中国民族文化开新境、争地位的诉求，不乏潜在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所谓“中国本位”到底是以近代之前原有的文化为本位？还是要在吸收西洋文化之后重新进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呢？即使是按吸收西洋文化之后重新建设的思路，也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孰为主干的问题。而西化的主张谋求以西方的现代化促进中国的发展，摈弃以君主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在当时是进步的理念。但不分析西方文化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存在尖锐的对立，却笼统地讲西化，则明显偏颇。论辩双方实际都不能胜任正确择取中西优秀文化的机能，却都具有对于现代化的向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政治文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文化建设，才真正成为“中国本位”，或者称为“中国特色”。史实证明：只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准确掌握古为今用和融通中外优良文化遗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近年的“国学热”中有人幻想依靠所谓“新儒学”来治理社会，“新儒家”对此似乎非常自信。但其灵魂里漠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对于现代社会文化中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民主思想和法制精神，也极其冷淡，而把一切寄托于每个人各自的道德修养。其所谓的道德修养，不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而是靠读古圣贤书与心性内省。此等“新儒学”思潮，不仅不识时务，简直就是自欺欺人。诚如李翔海在《求是》上发文指出：“现代新儒学所代表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思潮，它的理论中存在着明显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中体西用的文化心态、泛道德主义的理论取向……”在当代中国的这种思潮其性质如此，就不大必要搜寻它有什么积极意义了。

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思潮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中，历史学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自古史学异常繁荣发达，超越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中国传统史学在古代的发展演进之中，不乏风尚、体式、内容、眼光、史学的转化，每一次新的历史名著产生，都会带来历史载籍编纂上的新气象。如《史记》《汉书》撰成之后，纪传体史书体例确立，史家竞相效仿；荀悦《汉纪》书成，促使纪传、编年二体齐头并进；杜佑《通典》示范，典志体史籍络绎涌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开先，续作、补作不断；明代史学又开新生面，普及性史书充满世间；清代峰回路转，乾嘉考据风靡一时，精深、谨严。可见中国史学发展，多有赖于群体性的范式认同，以及将之合力地推进，至近代中国，这种状况更加明显。

（一）“新史学”思潮。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转型，即由一个“新史学”思潮发端，此后史学界大小思潮，正面的、负面的思潮时起时伏，显示了中国近代史学不仅依然发达，而且常常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运动，“新史学”思潮就是其中成功而进步的范例。

1901—1902年，梁启超连续写出《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拉开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序幕。前者是梁启超计划编纂中国通史的提纲，表达了要克服旧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的弊病。他将中国的历史按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划分为史前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几个阶段，史前史按石器、铜器、铁器再分三期，而文明史的三个阶段，则按照中国人活动的范围、与外界的联系大小来区分，又对应地称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对每一阶段的社会特征予以精要的解说。这从历史观上来说早已超越传统经史之学，具备近代历史进化论的体系。

《新史学》由六篇文章组成，内容丰富。学界对这一重要论著多有书评，而其要点在于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向中国传统史学做出了整体性的猛烈进攻，指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铺张于旧史籍中的内容，皆为君主及围绕其周围的帝王将相之事，而新史学应当具有否定“君史”、提倡“民史”的原则。梁启超为“新史学”定性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已经在史学理论上达到当时国人不能企及的思想高峰，而其史学思想又充满爱国激情与经世致用理念，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在当时，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观念。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由于激情燃烧和认识的局限，难免有些偏激，一些观念不无错谬，但其特点是有破有立，破除旧史学大刀阔斧，不惜矫枉过正；倡导新理念痛快淋漓，旗帜鲜明，富于感染力。“史界革命”的呼吁，正合乎时代的要求与世人的渴念。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心振荡的时期，变法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维新派人士仍在加紧活动，而革命派的力量正迅速壮大，旧体制、旧文化很难依照旧有模式继续维持。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派主张，受到原维新派的抵制，一时间也难以被世人广泛接受。梁启超高唱的“史界革命”应时而生，于是群起响应，连已经趋于排满革命的章太炎，也致信梁启超，申述他有同样的思考。另一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者陈黻宸正在主持上海《新世界学报》，亦于1902年9月发表《独史》，申明“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畅论自己的史学主张，其中多有与《新史学》契合者。国粹派学者邓实于1902年8月在《政艺通报》刊登《史学通论》称：“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新史学”思潮的理论很快树立于学界，并且广泛地传播开来。

代表“新史学”潮流的历史撰述，亦很快兴起，特别是以编写新式教科书的方式横空出世。教科书用于教育学生，并且具有容易普及的特点，社会作用甚大。在许多同类撰述中，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1904年成书）、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成书），最为佳作。二书皆汲取了梁启超的理念，采用新的章节体，批判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坚持进化论的历史观，是结合“新史学”理论的实践成就。“新史学”思潮在理论上的确立和撰史实践上的成功，促进史学整体上步入新阶段，厥功甚伟，理念上虽存在局限性和过激之处，但瑕不掩瑜。

（二）近代的疑古考辨思潮。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传统旧文化形成声势浩大的猛烈冲击。但“文化”乃是内涵十分广阔的社会范畴，旧有的文化不可能如弃敝屣地甩掉，当用历史学的学术眼光来看待中国固有文化遗产之际，就产生了“整理国故”的观念及如何整理的争论。1919年底，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一词，其本义是为了补益文化“新思潮”，要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系统整理本国旧有的典籍、文献，考订真伪，准确评价，改变古旧文献和古旧文化之“乱七八糟”“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状态，总的宗旨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3年5月，大学毕业仅三年、年仅30岁的北京大学助教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精辟地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指出在中国上古史的许多说法是逐渐叠加、层层堆积而成的，越往后所知古史越远，所言古人事迹就越加放大，“禹”传说在舜、尧之前，而“黄帝”故事更在其后，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对于尧、舜、禹这些屡被装饰的人物和事件，应当理清其演变的流程，追溯渊源，做出全面的判断，揭示其不能成为信史的实质。顾颉刚以新的学术理性，全面质疑儒学经典、传统史籍及其他古籍对于上古史的记述，有深湛理论、精密考辨，如惊雷震撼了学术界，得到胡适、钱玄同等名家的大力支持，傅斯年、周予同、容庚等大批学者予以声援，童书业等许多青年学者加入疑古考辨的队列，形成新的史学思潮。同时，反对者也蜂拥而起，从不同角度批评和反驳。后来，在顾颉刚主持下，将相关的论辩论文编辑成《古史辨》丛书，自1926年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正、反两方面论辩文章，一起收录，留下了丰富、珍贵的学术遗产。我们可以将以顾颉刚为领军的这场史学思潮，称为“疑古考辨”思潮，或“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申明了“古史辨”的宏观结论，这才是实质的、核心的问题，其宗旨有四点：1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即将神话中的神“人化”，多了一层伪史；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些史学理念，真正具有颠覆旧史学体系的意义。信古守旧派仅可利用上古史料的稀缺而专门纠缠枝节问题，但不能撼动“古史辨”的整体结论。史学的这种“疑古考辨”是走不出去的，其价值将与中国历史学共存。“古史辨”运动，实质是贯彻“深澈猛烈”的史学求真理念，精神上摆脱被强权势力的控制，摒弃事功、利益的牵制，成为史学之学术革命的时代标志。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无奴派”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特别的进程。首先是在政治领域逐渐积累，成为稳步发展、日益增强的理念，虽有过形成思潮的某一阶段，而不宜将其整个过程视为社会思潮。在一定时期形成思潮以开辟发展局面，遂进入持续增进的状态，与骤然兴起、随即回落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应区别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从基础理论上看，历史唯物论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一起从国外传入，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年后才建立的，持续增进，日益成长，不能与骤起骤落的思潮同日而语。

自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居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同在唯物史观框架下，仍有各不相同的历史学观念形成思潮，此起彼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思潮的新特点。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探索古代史“五朵金花”问题为核心的大讨论，以“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的历史研究理念，70年代未史学界解放思想的学术运动，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与探索等，都形成或大或小的学术思潮，其中虽存有某些偏向，但从整体上看，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负面的思潮仍然存在且相当严重，最显著者莫过于历史发展规律认识上的“无奴派”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提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即“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历史规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代中国史学界的“无奴派”思潮，虽然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但极力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被称为“无奴派”。他们企图在“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内剜出一项，认为奴隶制社会并非人类所必经，甚至声称“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周密地论证了“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不言而喻，加上公认的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无一或缺。恩格斯还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世界无论西方、东方，都有奴隶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无奴派”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站不住脚也是不可容忍的说法。自1979年中国“无奴派”形成思潮，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有力批判，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许多中国古代史的编纂，避开社会形态问题，缺乏正确的历史发展观。这种状况亟须着力拨正。

通过对社会文化思潮及历史思潮的梳理，学界应当明确认识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思潮包括史学思潮，看似忽然兴起，实际具有深沉的社会背景和矛盾的积累。其中颇带有情绪化因素，激荡中较容易将许多人卷入。

第二，作为思潮，内中存在着二重性，即可能包含积极正面和负面两种因素，尤其存在基本属于负面、倒退倾向的思潮，不可毫无警惕。

第三，学者在业已形成的文化思潮与史学思潮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对进步思潮予以赞助和补益，可以促进社会文化及学术的进步；对错误思潮予以抵制，可使之减小损害，或使之尽快终止。要点在学界重于提高理论水平、认识能力，并富于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