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变化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其丰富内涵需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来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它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抓住了当前我国历史性变革的核心和关键，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主要矛盾；美好生活；发展；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以其丰富思想内涵，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涉及到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心的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21世纪发展前沿，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规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性成就、阶段性变化和未来机遇挑战的结果。它以实实在在的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学说，以真真切切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命题，因而对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回顾我们党98年来的奋斗历史可以发现，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众多矛盾中把握主要矛盾，通过优先解决主要矛盾来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原则。

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就曾专门研究了作为“矛盾的特殊性”的“主要的矛盾”问题。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后来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才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与纲领，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到了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确立的前提下，党的八大曾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但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种种“左”的偏差，使得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未能转化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指南，并由此导致了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中遭受了严重挫折。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才重新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这个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国情的，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前进、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科学依据。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在根本上都是和上述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密不可分，都是在围绕着解决上述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而不断取得的。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进步，我国原先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得到增强，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到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大国地位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快速、高效发展，我国顺利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从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一大批惠民利民举措落地实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党和国家的事业也实现了重大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意味着，无论是从社会生产的“发展”端来看，还是从人民需要的“需求”端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原先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基本解决。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主要矛盾逐渐得到解决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新的矛盾孕育、产生，并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我们的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待加强，我们的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这些具体问题相互叠加，总体上暴露的，还是我们发展本身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益临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需要日益广泛，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和需要也日益增长。在这样的客观现实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既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分辨出根本问题，又在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抓住发展的核心要点；既符合现实国情，实事求是；又指明了发展方向，立意高远。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现的阶段性新特征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变化的结果，也不是对社会既往发展的纠偏，本质上它是人通过社会实践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和规律性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造成约束和限制性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这种约束和限制性本身，恰恰是发生在社会获得较高的生产力发展之后，发生在人民群众获得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满足之后。因此，我们既不能一味教条式地因循守旧，也不能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来质疑和否定旧的社会主要矛盾，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实践与成就，从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应当要看到，两种社会主要矛盾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一以贯之的，它们分别适应于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是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具体问题而进行的理性概括和科学把握，因此，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种承接转化，恰恰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成就与变化的真实写照与客观呈现，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丰富内涵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全新的判断和概括，也是我们党自1981年以来首次改变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大政治论断，并同时提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来，这二者便共同构成了我们党推动改革、谋划发展、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和理性坐标。此后的历次党代会，中央在政治报告中都会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久而久之，两者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极容易被人淡化和混淆，有些人甚至错误地将两者合二为一，将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主要矛盾，上升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应当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问题时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说明，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以“变”谈“变”，还要注意到在“变”背后的“不变”。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丰富内涵。

我们认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内涵的科学认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来展开。

首先，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变”的辩证统一。从哲学范畴上看，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中引申而出，用于对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内的基本状况与阶段性特征建构总体认识和科学把握，是将对社会具体问题和矛盾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中介。一旦把握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就从纷繁复杂的全局中抓住了根本，从而为更好的解决问题奠定基础、指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主要矛盾是一个现实性的范畴，其功能在于为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提供理性认识和现实依据。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则与此不同，在认识论层面，衡量一个社会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首先需要建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认识的整体框架和内在逻辑，其次还要综合考虑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等诸多要素。社会发展阶段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是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的历史依据和科学方法，与自然状况、时代条件等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与评估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最基本构成。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发生了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它推动的是我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和深层次变化，既基本解决了原先的社会主要矛盾，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由此进入了新时代。但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和把握这些新阶段性特征的变化？究竟应当如何来判断和定位新时代？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换句话说，社会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是剖析矛盾、认清现实、把握趋势的重要历史坐标。对照党的十三大和后来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概括和描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发现，无论是现代化程度、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文化教育，还是人民富裕、地区发展、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和国际地位，我们都还没有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尚且处于中等水平；尽管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滞后于人民的需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型。总之，一句话，尽管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其次，发展理念、内容和方式的“变”与以发展为主旨的基本路线“不变”的辩证统一。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在于，我们的短板从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变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变化一方面积极反映出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和显著的提高。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需要对以往的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进行调整和变革。我们需要树立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更加重视人民的获得和享有，从根本上回答“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的发展根本问题。需要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内在要求，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和变化，用更加全面、更加成熟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来破除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盲目崇拜，推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从以往主要聚焦经济发展，转向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制度发展和人的发展，更加关注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上述这些围绕着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当然是我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内涵和基本指向。

但与此同时，无论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内容如何变化，“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是出现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得到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属于前进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障碍和挑战。从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以来，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法论。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有通过发展的方法壮大自己，“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因此，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发展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在党的十三大上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没有改变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发展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最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变”的辩证统一。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的概括中，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从以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涉及到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心的重大变化。它要求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从过去主要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重点，进一步扩展为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为重点。也就是，要能够积极适应人民需要呈现出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特点；要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适应上述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和国家的工作思路与具体对策也要随之变化，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重点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和改善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采取覆盖面更大、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尤其是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些变化当然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更艰巨的任务和更严格的要求。但透过这些表面的“变化”，我们也需要去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不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变，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从满足人民需要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发展的意识和逻辑不变。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曾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为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回顾我们党建立97年来，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从“进京赶考”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不改，始终依靠人民创造伟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党的根本宗旨，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人民利益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不断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让老百姓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需要，不断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和崇高的政治使命。

三、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具有划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点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和前进方向的深刻把握。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既客观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新特点，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又抓住了当前我国历史性变革的核心和关键，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学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范畴，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为我们准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时期或新阶段，对于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判断和把握，除了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角度寻找论据之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依据就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是由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发展阶段自然也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其重要的科学论据之一，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只有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我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才能准确判断出我国社会发展所进入的新的历史方位。

其次，深化了我们对社会矛盾发展规律的认识。矛盾总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不但矛盾与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地位会发生变化，矛盾自身内部对立统一的双方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或转化。要想正确判断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积极利用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社会矛盾发展规律本身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是建立在对党和国家事业实现重大历史性变革的深刻认识基础上，是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战略判断基础上，是以全新的视野对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变化进行的全新的概括，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它与中国共产党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作的那些科学判断一起，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完整链条和轨迹，大大推进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矛盾发展规律的认识。

最后，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发展方向。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描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宏伟蓝图、明确党在新时代条件下治国理政中心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建设与发展方向的根本依据。我们不断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更全面的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对党治国理政的中心任务的明确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开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主要矛盾决定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就意味着今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中心任务，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概括，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我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它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各项工作的重要理论判断和现实出发点，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科学指南。

本文刊登于《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