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所以获得极高的赞誉，与其谈理论不空谈、不装逼、不用术语吓人有很大的关系——关于前两点，费孝通在再版序言中写得很清楚：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的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与其把概念看作是形而上的庞然大物，不如把概念当作认识事物的工具用起来顺手，用不着时即可退场。而吓人的术语是概念的表现形式，费孝通显然是做了修辞上的考究，把不必要的但却能使文章看起来更“社会学”的学术表达替换为了外行也能够理解的表达。

然而这种平易近人的做法也有其“副作用”，《乡土中国》与一般社会学文献的文辞距离使得读者跳出了对一般社会学文献的阅读期待，站在一般知识的角度思考费孝通的“乡村社会学”。

在我看来，《乡土中国》的写作方式（不单指措辞方式）也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称其为“社会学研究”，就好像把弗洛伊德的理论称之为“心理学研究”一样——倒更像是文学/文化研究。因为其研究方法是利用研究者掌握的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背景对一些具体的现象作出解释——这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篇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恰恰是我所理解的文学/文化研究模式之一。

费孝通对于文字下乡运动的批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行为差异源于双方生活环境的差异，彼此换了生活环境都会显得无所适从，这与智力水平无关。但是双方在知识水平上的确存在差距（并不是有关城市生活的知识，而是一般知识）；接着费孝通插入了一段关于文字用途的讨论，认为文字是无法面对面交流时使用的象征体系，是间接交流的有缺陷的工具（无法完全地表情达意）；最后费孝通作出推论，在象征体系丰富（”眉目传情“、”指石相证“等等）的熟人社会——乡下，文字的传情达意功能早已被取代，所以文字是多余的。最后，费孝通总结道，”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这段论证非常令人启发，但是也是成问题的。如果想要成立，有几个前提被忽略了，并没有出现在论述中，而这是非常严重的：1.一般知识的载体必须是文字，这样，城里人才能凭借其在识字上的优势，而获得一般知识上的优势；2.文字除了作为表情达意的象征体系外，必须再无其他作用，这样，才能在乡下被其他象征体系完美取代；3.必须证明不识字的乡下人一定是“愚”的。

对于实证的缺乏和想当然，这是许多我见过的文学/文化研究的通病，而基于不含偏见的实证研究是我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大致印象，这本书之缺乏准确实证让我产生了疑惑……

在后记中，费孝通对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给出了一些看法。“总的来说，现代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被称为社会学者共同接受的明白领域。但在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可以说的是社会学很不容易和政治学、经济学等在一个平面上去分得一个独立的范围。它只有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得到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综合立场。我在这里指出了两条路线，指向两个方向。很可能是再从这两个方向分成两门学问：把社区分析让给新兴的社会人类学，而由”社会学“去发挥社会行为形式的研究。名称固然是并不重要的，但是社会学内容的常变和复杂的确是引起许多误会的原因。”

费孝通的语言准确与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请社会学达人揭晓与解释。然而，作为一本写于70年前的书，我从与时俱进观念迸发出的吐槽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