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讲义：原始聚落与初始城市—结构、形态及其内制因素原始聚落诸原始聚落是城市产生的原点。这些聚落形式具体呈现多样化的姿态。人类之所以选择聚居这么一种居处方式，基本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在大自然中更有把握和更有能力的生存方式。从群居到定居群居是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相对弱小的生物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形成一股势力，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动物物种而言，它们当中的许多天然存在着要求定居栖息的倾向，“要求回归到安全而又能提供丰富食料的有利地点；而且，正如卡尔欧索尔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特性一种”。人类的定居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的。具体说来，是在距今大约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农业和牧业的分离，产生了固定的农业居住点。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意味的是人类在艰难的跋涉之后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之前，人基本上为自然所奴役。风雪雷电，洪水猛兽，都对人的生命构成直接的威胁。四季交替，草木枯荣，在采集经济和游牧生产半坡原始村落示意图居民点河流壕沟方式条件下，逐水草而居，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异己的自然，生活力极其微弱。

定居方式的实现，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人类初步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种植农业和动物的驯养使食物来源有了比较充分的保证，人们可以开始创造自己永久性的家园。聚落的封闭性与内向性人的力量此时还是弱小的，家园是防护性的，是庇护所。封闭性因而成为其基本特征。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很能代表当时聚落布局的一般特征。以沟作为封闭防御的措施。杨鸿勋先生说：“半坡、姜寨居住区外围都设有宽、深各5~6米的壕堑拦护。这一防御性的措施，兼作雨水的排放沟，„„它实际上是一座相当高的围墙。在发明夯筑技术之前，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设施”（如图1）。这时正处于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对稳定的、按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的“聚”是原始自然经济的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基本单位，也是组织定居点的基本居住单元。一般来说，一个氏族的成员组成一个“聚”。在空间的物质构成和结构方式上，每个“聚”的中央是公共的“大房子”，是组织活动的中心，“大房子”周围环布着各家居室，具有内聚向心的特征。若干近亲氏族集合为部落，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组织最大的血缘集团。部落既由若干近亲氏族所组成，他们的聚居体便是由若干“聚”组成的综合体，称之为“邑”。

可以认为，由“聚”发展到“邑”，才真正实现了具有长久的独立生存能力的居处基地。从甲骨“邑”的内部结构模型中央广场文看，“邑”是指人居于设有一定维护结构的场地。由壕沟所围的半坡、姜寨等部落遗址就是这种母系氏族社会“邑”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邑”的空间布局也是内聚向心的特征，中央为公共活动的广场，各氏族的“聚”环绕广场布列，凝为一个整体。其结构方式如图“邑”结构的“圈层性”动植物是食物的两个来源。聚落都落脚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方。河流提供了饮水和鱼类，两岸的土壤也都比较肥沃，有利耕种，植物茂盛又可饲养家畜。所以，原始聚落的分布一般都以河流水系为线索。《尔雅》：“邑外为之郊，郊外为之牧，牧外为之野，野外为之林”，清楚地说明了邑外部的环境构成。最里一圈为郊，郊有耕地；郊外为牧，是畜牧场地；其外为野，实际上是荒地；再外则为森林地带。很显然，郊和牧构成了邑中居民的食物圈，耕种放牧，生产劳作基本上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现在，我进一步扩展成图3，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原始聚落“邑”的分析模型。“邑”的模式特征如图3所示，邑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明晰性。表现之一为功能分区明确。生产与居住两大功能区明显分开。在作为食物圈的生产基地中，除了农耕及渔猎畜牧外，另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制作陶器也在这里进行。

中心居住区以大房子和居室为主，满足个人起居及公众事务活动，另有贮藏粮食物品的窑穴及家畜圈栏等。明晰性的表现之二为布局结构上的层次分明，“邑”的整体组织模型居住圈清晰严谨。居室以大房子为核心组成各个组团，各组团又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组织在一起。其二，向心性。空间布局显示出明确的向心性。有大小二级中心，一级中心为中央广场，二级中心为大房子。其三，封闭性。壕沟、土围、栅栏等围护结构将整个聚落围护起来，抵御野兽的侵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原始的防护结构演变而来的。其四，均质性。均质性主要是指各氏族组团在房屋等级、体量及规模上的大体相当，不存在控制整个聚落的高等级、高规格的实体形初始城市《史记五帝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句话暗含了中国城市起源的线索。一方面在时间上中国城市的雏形大概产生在父系社会的后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另一方面远古城市是在聚、邑的基础上演进而来。阶级的萌芽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已是古代我国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转变的时代。其时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氏族集体公有制经济逐渐让位于父系大家族私有制经济。

由于私有制的形成，氏族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分化，出现了因财富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部落首领渐渐成为显贵，拥有支配氏族部落事务的权力，是左右部落的政治力量。大量墓葬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级分化。分化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尧舜之争可以说是阶级萌芽时氏族内部争斗的典型缩影。战争、联盟与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相邻的部落之间相互结盟，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突破了传统的血缘观念，以地域规律进行组合，地缘政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得我国古代社会组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已进入由氏族机构过渡到国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了”。由于各自发展的矛盾，各联盟之间战争频仍。从黄帝与蚩尤之战开始，暴力已随历史的发展全面登场，一切为己的征战局面代替了以往和平共处的太平盛世。《吕氏春秋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说的是尧对南方部落的战争。在激烈的流血争战中，需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需要组织的健全，这样，联盟首领的地位日渐突出与加强。“舜面南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阶级分化日趋明朗。传说中的五帝乃至夏代祖先禹，大概都是些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内部的组织与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兵甲，故时变也”。总之，随着社会的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分化裂变，部落联盟相互征战，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构，君主、阶级、进而国家诞生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如果说人类成功地实现定居是完成了对自然关系的调整，那么，现在的所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新的关系以等级、阶级代替了平等，社会结构由平面形态转为金字塔形的立体形态，统治人物位于 塔尖，君临一切。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在居处形态上，主要是“城”的出现。《吴 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现今，学 术界多以此解释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据此认为构筑城墙是我国城市 建设史上最早的工程行为之一是合乎道理的。城的基本功能首先是防 卫，如同它的原始形态——壕沟、栅栏、土围等一样。但城墙决不仅 是简单的军事防御工具，在它出现之时就是一种符号，很可能就与政 治上的身份、地位、等级规范等联系在了一起。

《淮南子原道训》 把鲧为尧所杀与鲧筑三仞之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有其内在的逻辑 前提。城墙的政治符号意义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在周代形成严 谨的体系。 “城”是地域的景观中心和社会的权力中心城一般是由邑群的中心大邑发展而来，称为都，又可称国。其它 的邑则成为它的鄙。国的规模大，再加上城墙的突兀高起，明显成为 聚落区域的中心，从而改变了邑群原有的结构方式，从多点平等的无 序分布变为中心控制的向心格局。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作方式变化的形象反 映。针对当代城市消解扩散的情形，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最初城市 的逐步形成时说：“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情形恰好相反：社 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社区的各种不同 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 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城市的高大围 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的人类的指 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象一架机器般地行动 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 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不敢设想的。

„„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 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 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于君王之手，即王权制度的形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关键性的参变因素。如 果说先前分散的村落所有的要素及构成方式主要取决于生存、生活的 自然需要的话，那么到了如今，到了城市中，一切则很大程度上受着 君王个人意志的支配。 王权利益和城市形式君王的首要关注是统治地位的稳固，各项制度及措施的建立都以 此为出发点，在城市建设上也不例外。对外以坚固的城墙为屏障，对 内则以一系列的规划布局手法建立规范的秩序，树立王权至高无上的 形象。 中心的建立分析历史，追求官方建筑体形的高大应该是王者树立形象最早使 用的手法，基本手段是高大的建筑台基的使用。龙山时代是后世高台 建筑之滥觞时期。台基的原始功用是防水避潮，但在阶级日渐分化的 时期，只有统治者才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大事兴筑，因而成为宫室 建筑与普通民宅重要的区别，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如平粮台、王 城岗、煤山等遗址建筑遗存表露的那样。以高示贵，在后世建筑制度 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从《礼记礼器》直到《大清会典事例》， 都对各色人等的房屋台基高度有明确规定。

宫室建筑体量高大，再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城市布局的控制性因 素，其它建筑元素和城市功能区域围绕着它经营排布。《考工记》的 “营国制度”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意向，可以视为战国时期一般都城 布局的规律。考古发掘的春秋战国城市，如晋候马、燕下都、赵邯郸 王城等，都是以宫室为主体布局的。《吕氏春秋》言：“择天下之中而 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然后利用建筑和规划的各种手法，如除了 高大体量外，还有特殊的形象、鲜亮的色彩，以及中轴对称等严整的 组合关系等，将宫城塑造成城市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中心，城市以单 核为形态特征。 当然，所谓的中心并不一定是城市平面的几何中心，而是指与其 它元素结构关系上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宫城在结构关 系上的中心位置与城市平面几何中心的重合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北宋 东京可视为一个里程碑，明清北京是典型的代表。杨宽先生认为，西 周初期东都成周开创了“西城东郭”的城市布局方式，影响之下，鲁 国都城曲阜也是“坐西朝东”的布局，其后，以西为贵，将宫城设在 城市的西部作为核心，东连大郭，“坐西朝东”，成为中原各诸侯国都 城布局的共同特征，秦国都城雍也不例外，甚至，西汉长安也受到影 响。再后来，曹魏邺城、隋唐长安演变为宫城位于城市北部，是“坐 北朝南”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