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公共领域”的讨论在我国学界形成了一股热潮。近些年来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更使许多学者对在我国建立起以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虚拟交互媒介为主要机制的公共领域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大学的作用一直被忽略了，但它在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发展中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更好地理解大学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和功能，能够为我国构建更好的、更符合公民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大学制度提供有益借鉴。

一般认为，对公共领域的系统性理论阐述始于哈贝马斯对17、18世纪英法等国家的社会分析。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中间领域。而到19世纪，公共领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转型，哈贝马斯将其称为一个“重新封建化”的过程。其实哈贝马斯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一词的，一个特指17、18世纪英法国家中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另一个则泛指当今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它本身起着一个连接政府和个人、协调政府、市场、个人关系的沟通桥梁或者平衡器、缓冲器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进行上情下达，另一方面也可以收集民意。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公共领域是普遍存在的。

大学在现代公共领域中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直接的参与者，间接的支持者和服务者，同时还充当着公共商谈的媒介和平台。其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育人功能。这是大学最基本的使命之一，在任何一种公共领域中，任何一种公共商谈和对话，都需要参与者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和教养。随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大学已成为培养这些有知识、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的最主要的途径。

此外，大学在行使育人使命时也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主动性。过去几十年间全世界实施的许多大学政策，比如积极补偿、扩招等，其目的都是尽可能地把大学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同时让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参与公共商谈，从而逐渐地改变着公共领域的属性。

二、大学能为公共领域提供知识基础。任何一种理性的商谈或对话，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知识基础之上。而用克拉克·科尔的话说，大学是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因为大学不单要生产和应用知识，更负责通过教学工作把知识保存下来并传播出去。

当然，现代社会中大学并不是唯一的科研机构。许多研究院、研究所和公司、企业的研发部门，其知识研发实力和产出速度可能远远超出大学。但尽管如此，大学在知识生产和分配上的核心功能还是不可取代的。除此之外，大学还凭借教学和学位授予权，在界定什么才是“科学的知识”方面具有最重要的话语权。

也正因如此，互联网很难成为我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发展途径。一方面，网络参与者的受教育水平、知识素养甚至道德素质都无法得到最基本的保证，这就使得网络上的公共讨论很难达到理性、客观的要求；另一方面，互联网上信息泛滥，真伪混杂，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能力去辨别其真实性，那据此而产生的商谈和对话的质量不问可知。

三、大学也直接参与着公共领域。首先，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交往机构。在大学课堂中，当师生之间或生生之间围绕一些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商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学的课堂就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

第二，很多专家、学者、教授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以各种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接受报纸、媒体的访谈、撰写博客、文章等，这些都是直接参与公共商谈的活动。此外，现在大学生组织的很多活动，比如读书沙龙、辩论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和讲座等，也都是公共商谈的组成部分。

四、大学可以创造和拓展公共空间，这主要通过各种学术会议、研讨会、讲座、报告、出版的图书、期刊等方式来实现。这些活动是最典型的公共商谈方式，其性质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18世纪的公共商谈非常类似。更有甚者，在全球化时代，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已经在突破地缘边界和政治边界，形成一股在国际间分享和交流知识的趋势，进而推动着一种全球化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在这方面大学是最重要的先行者。

五、大学可以直接创造公共利益。公共领域的目标就是不断创造和维护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止包括实体意义上的社会财富，更包括很多隐性的价值观，如民主、公正、和谐、自由等。大学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产出地、批判性观点的产出地及自由的市民和领导者的发源地，同时也守护着各种基本的社会价值。因为自由、民主、公正这些理念切身关乎大学自己的存亡，所以大学的组织属性就决定了它们对这些公共利益有着敏锐的感知和保护欲。

基于以上分析，要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使之适应公共领域的现实发展需求，可以从以下几点举措入手：首先要转变大学的育人模式，从以往分科过早的专才教育向通识教育过渡，打通文理，提升学生们的公民素养；其次是加强大学的知识建设和服务能力，大学不光要生产知识，还要尽可能地分享知识、利用知识；再次，大学要提高教师参与公共商谈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因为大学教师是公共领域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最后则应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公共空间，包括不断举办内容丰富的研讨会、讲座、报告会等，继续出版权威的图书期刊，以推动公共商谈和公共领域的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