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中国人口结构安全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和风险社会的理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着诸多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风险和危机，如核危机、全球变暖、基因食品等。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这些风险和危机源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高度发展，而传统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理念与调控模式已难于应对。随着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人为事故发生爆炸、90年代初英国疯牛病爆发与蔓延，以及当前的全球新冠疫情，更是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就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已日益深入世界每个角落、“风险社会”日益显现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口学者及政府开始关注“人口安全”问题。所谓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或全局性危机。从这个定义出发，中国人口无论是数量、结构，还是素质都存在着人口安全和风险问题。

人口问题特别是数量问题自马尔萨斯以来，一直被学者们广泛争论和关注，特别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口爆炸”更引起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深切忧虑。中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人口历史和现实，除了毛泽东时代对“人手论”的自信乐观外，庞大的人口数量规模似乎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特别是80年代初“一孩政策”的出台，更是显示出政府要迫切地甩掉人口这个沉重“包袱”的决心。所以，中国也就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人口生育过程进行强行干预的国家，而这种理性的干预目标就是要尽快实现“富国强民”。

不可否认，我国确实存在着人口安全问题，无论是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都会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又密切相关的人口安全和风险问题常常引起不同的争论，一类是人口数量规模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另一类是因为要解决第一类人口数量问题而引发人口结构（广义的结构概念）的安全问题。对于人口数量问题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认识，一般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人均GDP的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特别是对资源环境的保护都有着负面影响。就目前人们的认识水平来看，人口数量带来的风险基本上被认为是可预测的、是可确定的。但是，人口结构风险，从风险理论的视角看，这种人为干预“制造”出来的风险，它是不确定的、是潜在的，可能具有更大危害性。这种因为过度预防人口数量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类同于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也更需要我们及时预防。下面我们就着重讨论这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结构风险问题。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在诸多的人口问题中，人口与（经济）发展通常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自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人口论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息。除马尔萨斯经典的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论述外，20世纪60、70年代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等以及紧跟其后的西蒙、康恩的资源富饶论等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1997年，哈佛大学两位教授DavidE. 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人口和经济发展为例，从人口变迁的历史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转变初期，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因此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增长使人口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之比下降、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人口数量增长减缓，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Demography gift）阶段；当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人口趋于稳定、趋于静止，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都趋于常量，趋于不再变化，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这一论述使我们明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

过去，国内外学者之所以就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主要是由于学者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依据不同的人口统计事实进行了不同的论证。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发展和建立了人力资本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相关的实证研究指出，人口教育和人口健康的投入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着越来越明显效用。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对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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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人口变迁和当今东亚人口转变都证明了上述观点。中国也是如此。从纵向历史数据看，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以后，我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之比开始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相呼应。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如今，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都乐观地预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可以保持10、20年，能够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而只考虑人口因素的话，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处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时期，正处在所谓的“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从横向地域上看，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单从人口的角度看，这些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处在优势之位。例如北京、上海等地人口抚养比最低而人均GDP最高且发展最快；贵州、西藏等地人口抚养比最高而人均GDP最低且发展较落后。同样，这些发达地区也是人才济济、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最高的地方。所以，庞大的人口数量固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压力，但是，保持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我们把目光只停留在人均指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我们“一孩”政策的背后恰恰有着这样的逻辑。继续实施只顾及到人口数量的严格生育政策，虽然会少生不少人口，但却会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不仅使“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迅速丧失，使中国经济失去可持续增长的活力，也会使中国丧失国际竞争力。实际上，那些被“津津乐道”的少生人口恰恰是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不顾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就越是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可持续性产生威胁、越是影响综合国力的提高、影响国家安全。

▍出生性别比结构风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而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114.1；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攀升到近120。2000年的普查数据分析证明，性别选择（B超）的人工流产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相关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近年来，出现了人口学上的反常现象，即女性婴儿和低龄组女孩（0－4）死亡率偏高，高于男婴和低龄组男孩。学者们对这种现象的一般解释是，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重男轻女、偏好男孩的生育文化，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导致了女孩生存环境的恶劣，无论是在饮食营养上，还是在预防保健上女孩都比男孩要差。的确，不可否认，B超技术的滥用直接与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有关，女婴的健康受到轻视也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有关。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继续追问，为何越来越多的女性于自己身体健康不顾而追求生育男孩？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直存在，为什么女婴生存环境没有与国家整体的生存条件改善同步，反而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现持续恶化的现象？从人口学自身出发，我们又不得不将之与现行生育政策联系起来。一方面，严厉的减少人口数量的一孩生育政策并没有给人们对性别选择留下空间；另一方面，现行生育政策结构（农村“一孩半”政策）又在重男轻女的土壤上诱发出了出生性别比特别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偏高。关于人口学和计划生育政策这方面的深入解释和反思，我们常常是轻描淡写或干脆就避而不谈。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在其经济学理论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强制性生育政策并以中国为例有过一番详尽的比较和深刻的评论。他指出，首先这种强制过程已经付出了某些代价，包括侵犯了某些自身具有的重要权利。其次，强制性生育政策导致了另外一些社会后果，例如，对于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的国家如中国，一孩政策对女孩会十分有害，导致女婴死亡率升高。中国的这些经验表明，“失败并非由于因果性控制上的困难，而是由于固守一种片面的眼界所造成。合理的理性思维必须考虑更多因素。”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森认为：人口问题常常被夸大，人口问题的解决，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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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已经发生的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有关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给未来留下更多与之相关的风险和后果如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社会不安定以及一些不确定的其它社会问题，而这些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过度“干预”人口再生产过程的结果。

▍“四二一”家庭结构与独生子女问题

从微观上看，“四二一”是一个家庭倒金字塔结构问题：向上是家庭养老问题；向下是独生子女下一代问题。关于独生子女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在？独生子女群体与非独生子女有何不同？这种不同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是本文力所不及的。不过，从不同政策结构来讨论不同的家庭结构风险是有意义。如果我们继续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那势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一孩家庭，越来越多的三口之家。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三口之家的关系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家庭成员之间只形成三种关系（夫妻、父子、母子），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对子女来说，他们只有上下的代际关系而没有同代同辈的关系。两孩家庭即四口之家的关系结构就不同了，家庭成员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形成六种关系（夫妻、父子女（两种）、母子女（两种）、子女之间），对子女来说，不仅有上下代际关系还有同代同辈关系。在不考虑遗传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的不同就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而家庭环境是个体成长的最重要的初级社会化机构。虽然，个体的成长还会受到次级社会化机构如学校、同辈群体、社会的影响，但家庭毕竟是下一代出生之后婴幼期、儿童期成长的重要一环，因此，即使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群体由于成长的家庭结构不同而可能不同。如在一孩家庭中，不可能产生同辈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二孩家庭中，首先会产生血缘的同辈关系，如兄弟情、兄妹情、姐弟情和姐妹情。而这种关系又是进一步培养出个体的某些优良品质的基础，如兄妹之间，兄长可以培养出一种照顾小妹的责任感，而小妹可以培养出一种对长兄的尊重。而一孩家庭就不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无怪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争论不休，独生子女的个性品质、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都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大多数一孩家庭来说，父母都特别疼爱孩子再加上四位老人（如果都健在）更是关爱备至溺爱有加，对子女有着较高的期望值，一切都以“下一代为重”。

新近的有关资料显示，我们新一代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自1985年以来，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6到18岁的学生中，肥胖生高达15％，一些学校的肥胖生比例甚至突破了30％。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出现的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的病症，近年来在青少年身上也时有发生，且患病年龄提前了10到20年。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出台了以“健康第一”为宗旨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干预措施。早在1986年，《光明日报》就对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进行了讨论，其结论是：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风笑天，2003）。在此，笔者并无意也无力要得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独生子女身心健康问题的结论。诚如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原因不确定的后果一样，统统“归罪”于独生子女政策有失公允。但从规避风险的视角出发，我们必须要有防范的意识，必须要“未雨绸缪”，不能总是事后疲于弥补和干预。

在自然生态学领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铁律：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导致稳定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为减轻人口数量压力而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一孩家庭。即便是“独生子女”问题的争论是不确定的，我们也必须预防这种单一性和脆弱性，因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不仅仅关系到每个家庭，更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兴衰。而且，多元的二孩家庭结构要比单元的一孩家庭结构更能够抗拒各种外部风险（如天灾、意外伤亡、战争等）。所以，无论是从微观家庭、还是从宏观民族国家的视角，按照规避风险抗拒风险的预防性原则，我们都必须谨慎选择充满风险的一孩政策，避免人为地给未来社会制造出更多更大的风险。

▍其它可能的结构问题

以上我们讨论了如果继续单纯追求一个人口数量减少的目标，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及动态的变化过程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家庭、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和可能风险。而这种人口变动过程越迅速，问题和风险就越大。其实，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还远不止表现在经济、社会层面。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还与文明兴衰以及民族冲突有关，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有过深刻的论述。当今世界也是人口两极的世界。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世界人类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转变，人口规模相对减少，人口趋于老化并于20世纪后半叶陆续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极则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空前膨胀，并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型社会。世界人口变迁有史以来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口要素在文明兴衰和民族冲突中的意义显露出来。因此，亨廷顿从人口变迁的视角关注其对文明兴衰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历史上一直就与西方文明对抗的伊斯兰世界的人口迅速增长在文明冲突中的作用。

从人口史上看，西方和工业革命和文明的复兴恰好也借助了其年轻型人口勃勃生机的力量。所以，人口决不单单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其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兴衰。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放在世界人口变迁、文明兴衰的大背景下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单纯减少人口数量压力的目标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也不利于中国文明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内民族差别的结构性生育政策也不利于民族平等、文化融合。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民族差别的生育政策会给未来留下风险，人为的留下不确定的隐患。

▍结语

在我们看到加速工业化、片面追求无质量的经济增长带来日趋严重的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常常钦佩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深刻洞见：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宽泛地讲，我们人类难道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吗？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有着自觉的明确的人为干预因素（如对死亡、生育的干预）；与所有存在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的国家地区相比，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为严格的人口生育控制和人为干预。而事实上，这种过度干预人类自身再生产不仅在干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更人为制造出了许多相关的潜在的不可确定的风险，这是典型的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我们同样可以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人口数量控制的“胜利”。这样的“胜利”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到了我们需要对这些历史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今天越是只关注人口数量安全、越是强调减少人口规模，就越可能人为制造出更多的人口结构问题，给未来制造出更多的风险、埋下更多的隐患。人口数量减少和人口结构迅速变迁是一个人口动态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对控制人口数量投入越多，对结构和素质问题就会越忽视。一个过快负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负效益和危机远远大于人口趋于稳定所带来的。所以，无论是追求一个远小于现今人口规模的所谓适度人口目标，还是单纯追求减少人口数量都是一个冒很大风险的、很不安全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人口数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所洞见的人口问题完全不同，马老当年看到的是人口过快增长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而我们今天是一个低速的惯性人口增长（即低于更替水平）和业已存在的庞大人口。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毛泽东所强调的“人手论”未必不正确。那个时代，由于国际上东西方冷战，中国的外部世界遭到了封锁，中国不得不选择自力更生的备战型的重工业化道路，加之国内政治斗争不断，计划经济失败，这些不利因素都无法促进人口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致使我国人口问题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计划生育促进了人口转变，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稳定、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有利因素相互叠加使得我国众多“人手”有了用武之地，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成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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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在建国以来人均GDP增长最快的时期，除了上述积极因素，人口结构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仍处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红利”期。不过，一些学者与政府官员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资源并不乐观，总是充满着悲情的格调，充满着要迅速甩掉人口数量这个大“包袱”的使命感。其实，我们所强调的追求人口过快的负增长导致人口结构迅速变迁从而对人类自身、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恰如马寅初先生当年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一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已经看到，人口年龄迅速老化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出生性别比结构失调会引发社会的不良现象和不稳定；家庭结构单一化（一孩化）无论是对后代成长还是对国家国力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人口结构及其文明结构的改变同样会影响到这个民族国家的兴衰。很显然，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的中国人口数量资源优势，对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不是损害而是加强和提高。目前，由过度控制人口数量而引发的人口结构安全问题还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忽视上述人口结构问题，势必会危及到人口自身再生产、危及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家安全。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宽松、协调的和谐社会，是我们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反思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以及我们对当前人口问题的认识，我们是如此片面地强调人口数量压力问题，如此重视减少人口数量规模，如此牺牲人口结构而一味追求数量指标，这是否合乎我们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是否合乎我们追求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我们需要跳出“以数为本”，回到“以人为本”的原点。对于不确定的人口结构风险，我们需要一些预防意识，不能总是事后诸葛亮。况且，对人口过程事后弥补往往是无济于事。我们需要跳出为解决人口数量而制造出更多人口结构问题的怪圈。

笔者以为，把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并举、统一，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才更合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才更有利于我们追求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人口数量稳定、人口结构合理、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长远的、统筹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决策，而不是一个人口数量迅速减少、牺牲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短期政策，这是风险社会中的人口安全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