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潮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甚多，但能影响文化发展并具有重要地位的主要有三大思潮，即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

在整个民国时期，这三大思潮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间展开过错综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民国时期一些重大思想文化争论与斗争，基本上都是在这三大思潮间进行的。

一、西化思潮的历史考察

西化思潮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出现的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马克思语），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同时。

强劲推行他们那一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企图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西而化之，永远成为他们的隶属或附庸。就此而言所谓“西化”，也就是“殖民地化”。

另一方面，对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西方列强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侵略，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反观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参考系统，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受列强的侵略和威胁，原因就在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落后。

因此，要自强图存，免遭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社会进步，就必须承认自己落后，向侵略自己的侵略者学习，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可以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落后国家的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经过艰苦探索而取得的一点基本共识。

而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前，所谓“学外国”，只能是学西方。因为:第一，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其他落后国家的志士仁人，主要是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考系统来反观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第二，西方近代文化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是落后国家的志士仁人反观自己民族文化的唯一参照系统。

学习西方引进西学，用西方近代文化批判、改造乃至取代本民族文化，这就是所谓“西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化”是等同或近似于“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概念。近代史上的日本、伊朗和土耳其等国都先后发生过程度不一的“西化运动”。本书所讨论的“西化”，指的就是后一含义。

（一）西化思潮在晚清的兴起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的西化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晚清。它是对鸦片战争后凭借其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化危机的回应，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一种选择。

众所周知，自周秦以降，中国虽然有过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以文物教化声被四海，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天朝上国”，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加上佛教的传入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又基本上是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的。

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怀疑，更不用说什么文化危机的问题。然而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加剧，仍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中国文化在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西方近代文化的进攻下很快败下阵来，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为了寻求国家的富强，摆脱落后挨打的境遇，一批批志士仁人受历史演化和文化结构所规定的逻辑推动，先是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器物文明的落后，继之又认为政治制度的僵化是中国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而学习西方，引进西学，先后搞了旨在引进西方工艺技术以改造中国物质文化的洋务运动。

和旨在引进西方之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结果都归于失败。于是人们又开始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进行反思，得出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是造成中国失败的结论。

因而又有旨在引进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批判和改造中国精神文化——传统文化及其核心儒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的西化思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由于所处历史环境和思想认识过程的不同，各个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每一位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或西化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个体差异，但作为同一思潮的同一文化流派，他们又有着基本一致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心态。

也正因此，人们才可能用同一概念“西化派”来规范和称呼他们。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西化派，他必须:（1）承认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承认中国文化不如人。

（2）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3）既反对复古主义，也反对“中体西用”式的折衷调和论，而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批判、改造乃至取代中国文化，实现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中西文化结合或全盘西化。

如果上述标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西化思潮的最早代表人物大概要算严复了。严复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毕生都从事西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正是通过他对《天演论》等八大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西方近代文化才比较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从而使进化论、实证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成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锐利武器。

他也是第一个全面认真地比较中西文化之不同特点的中国人，通过比较他得出了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思维方式，中国都远不如西方的结论。

譬如，他指出，在历史观上，“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好古而忽今”，使人安于天命、天数，不思进取，泥守陋习，“力今而胜古”，使人不信天命、天数，积极进取，日进无疆。

在政治制度上，“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重三纲”权归于私人，“于刑政则居公以为私”，“倡平等”权属于国民，于刑政则居私以为公；在学木思想上，中国的儒学既“无用”又“无实”，西方的科学则“黜伪而崇实”。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重演绎，西方重归纳，而演绎法具有二弊:一是往往从臆造的前提出发，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易使人迷信古人的权威，有碍对新的知识的吸取。

严复还最先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它就像“以牛为体，以马为用”，把马脚安在牛身上，既希望它能“负重”又能“致远”一样的荒谬可笑。在严复看来，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向西方文化学习，“以（西方文化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上述比较以及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成了中国西化思潮的滥觞。到20世纪初，所谓“欧化”、“欧化主义“这一类表示“西化”的名词在报刊上已屡见不鲜。1907年6月由吴稚晖、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既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大力宣传提倡过所谓“欧化主义”。

该刊认为，中国这个数千年老大帝国的所谓“国粹”，已成了“陈尸桔骨”，虽欲保存，但其“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只能起阻碍青年吸收新理新学的作用，而不会有其他任何积极意义。西方新的文明既已诞生，那么，已成为“陈迹”的中国过去的一切历史文化，自然“当在淘汰之列”，“醉心欧化”才是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

西化思潮虽然发端于晚清，并在20世纪初年已有一定发展，但其影响还十分有限，还不是当时的主要文化思潮，当时的主要文化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儒学的四书五经及其所阐述的伦理纲常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器械、科技、教育为辅助，又简称为“中体西用”论。

它最早是由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被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所接受，并成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论在开始时对打破封闭的社会坚冰，引进西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向西方学习进程的不断深化，它则逐渐成了限制、阻碍西学进一步传播的障碍，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20世纪初年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团体“国粹派”就是“中体西用”论的拥护和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