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娱乐圈重大事件，不少都出自卓伟及其工作室之手，卓伟“中国第一狗仔”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在接受《中国青年》的采访时，卓伟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我是有新闻理想的，就是在娱乐新闻领域，尽我最大能力戳穿假象、揭露真相，让新闻真正发挥应有的社会监督作用。”把“狗仔”和“新闻理想”放在一起，总有一种“违和”之感。在一个新闻理想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时代，这种对新闻理想的“宣扬”确实值得深思。】

近日，被网友指责“要你何用”的“中国第一狗仔”再次现身，用“白百合出轨小鲜肉”成功地刷了一次存在感。这个据称跟踪12载的重磅“狗血”最终以白百合宣布离婚暂告一段。之后，卓伟没有在微博就此发声，只是置顶了白百合“摸臀杀”视频。“跟踪十二载”，离婚都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网友怎么看？

当然，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要的是热闹；对于爆料人来说，要的是眼球。至于事情怎么收场，谁在乎？卓伟们早已“盆满钵满”地拂袖而去。其实，明星人设的建立与摧毁是同一个群体，施爱与施暴不过是这个群体的大众狂欢而已。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没有人能够否认卓伟们的职业精神，但是，这种精神算得上新闻理想吗？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的今天，新闻理想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有怎样的新闻理想？

今天，研究事儿就来和您一起谈谈“新闻理想”。

新闻为何？

近年来，媒体行业的变革有目共睹。新技术、媒体格局、社交媒体……术语层出不穷，人们应接不暇。但是很少有人讨论这一切的根基——“新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闻还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新闻”吗？“新闻观”决定“新闻理想”。美国纪录片制片人查尔斯?斯特林在《大众传媒革命》一书中写道：“传统新闻媒体的聚合以及当今新闻报道向网络的迁移，正在彻底改变并扩展传统的新闻定义。”

过去人们聊天说起某事，为了证明其真实权威，常说：“新闻里都报了……”那时人们所说的新闻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大众传媒机构所报道的事实，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今天，这样的表述已不多见，“新闻”早已被拉下“神坛”，从庙堂回到江湖。

在今天的媒体格局下，想说清“新闻”是什么并非易事，那我们不妨从新闻不是什么说起。

新闻不止是信息和谈资。

卓伟在采访时曾谈到，“我承认我拍的大部分新闻也就是信息，传达的也不过是一种谈资”。这一表述准确地反应了人们对于新媒体上海量信息的态度，它们是信息，是谈资，但不一定是新闻，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和“新闻”划上等号。

在严肃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庸俗化的今天，围观行为、看客心态在网络媒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联的事情保持如此高涨的热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论述可以部分解释这种现象。波兹曼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伪语境”，他认为，伪语境的作用就是能够在这些和我们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上提供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乐子？……伪语境使得那些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用处。这种信息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娱乐，因此，波兹曼将伪语境称作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新闻价值不等于“兴趣”。

新媒体时代，人们往往以兴趣作为选择新闻的标准，甚至在很多时候取代了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的考量。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效果研究，倾向于将效果进行好与坏的二元区分，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很多以市场逻辑运行的媒体，传播效果不需要负载任何意义，被简单地等同于兴趣+注意力，注意力成了传播效果的代名词，只要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有效果，而有效果就是好效果。这样的逻辑，回归新闻行业的古老命题就是“人咬狗才是新闻”。

兴趣之于新闻从来都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不受人关注不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显然不能成为新闻。但是仅仅有兴趣、引人注意当然也未必就是新闻。有研究表明，在意见市场中，低俗、劣质的产品往往更容易让消费者动心，“坏东西会赶跑好东西，因为它更容易理解和欣赏。”这就是意见市场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受众往往对那些令人愉悦或刺激的内容感兴趣，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关心媒体监视环境的功能。因此，一味以兴趣作为出发点来定义新闻，势必会导致新闻信息的单一化、肤浅化、同质化。

理想何为？

以字面意思来理解，“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是对某事物臻于最完善境界的观念。

理想之于人就像指路的明灯，在你迷失方向的时候，告诉你该往哪里走；在你偏离航线的时候，告诉你如何回归正途。一个新闻人的新闻理想无疑会决定他的职业方向，同样最终也会决定他能走多远。

当曹林说“宁去传统媒体哪怕先做校对，也比去新媒体当首席编辑好”，咪蒙却在说，“说来惭愧，我的助理月薪只有五万”。两种看似对立的说法，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新闻观。我们该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新闻，新闻的价值仅仅是用金钱来衡量，还是具有超越经济利益之上的价值追求？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新闻行业存在的价值？

如果只把新闻当做一种商品，仅仅用市场的逻辑来理解新闻、经营媒体，那么一切的眼球经济、审丑文化就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大行其道。但是新闻显然不是普通的商品，更是一种精神产品，新闻不仅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同时它也会对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产生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无论媒介形态如何改变，都没有人能够否认媒体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有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诉求，而这就是理想之于新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基于此，一个新闻人的价值不能只用金钱衡量。如果金钱的标准席卷一切，这个社会将难以维系。

走上新闻这个行当的人，一定要有一些勇气、责任和担当，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深入的了解。白岩松说，他能够坚持做新闻这么多年，是因为他始终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个新闻人的新闻理想，就是相信并且促使新闻能够有助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职业精神不能没有新闻理想的观照

没有人能够否认卓伟的职业精神，甚至这种精神在今天中国的新闻圈是如此稀缺。力挺卓伟的人认为，他的职业精神、过硬的技术在今天中国的“新闻”圈无人能敌。他为了娱乐圈里的“真相”，为了撕破娱乐圈里的伪善“殚精竭虑”。当年的普利策要求他的编辑部，“除非把一件事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绝不放过它。连载！连载！连续到真正弄清问题。”但是为了吸引读者，利益最大化，他却将煽情主义的手法用到了极致，最终背离了自己的新闻理想——“报纸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如果说卓伟们远大的“新闻理想”，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摸臀杀”“一指禅”这样低俗的字眼，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理想”背离了它的初衷，这种描述显然是为了“眼球”，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社会舆论监督”。在一个上网不能实名，未成年人同样在屏幕后围观的国家，这样的“新闻理想”未免让人毛骨悚然。当卓伟们洋洋得意于自己的作品，当“无恶意的”成年人还在津津乐道地围观，你们是否可曾想到可能还有一群孩子们也在观看？不知道这些高举理想大旗的人们是否也会脊背发凉。

因此，我们说职业精神，需要有新闻理想的现实观照，否则很容易走到自己的反面。

中国的新闻行业历来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密不可分，老一辈新闻人的职业理想历来为人们所崇敬，邵飘萍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范长江认为“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就是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在今天中国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无疑也需要新闻行业的助力。因此，当新闻人怀揣着新闻理想走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不妨多想想新闻理想究竟何为？也许，一千个人心中会有一千个新闻理想，但是新闻行业之于社会的责任是每个新闻人都应时刻铭记的。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