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常常通过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展现。这一问题，在早期表现为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单一模式”，以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例如，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韦伯则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二者方法论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差异。为了解决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出现了试图改变研究对象的“综合模式”。例如，齐美尔秉持着一种互动的社会观，认为社会和个人不再是权重的两极，而是被赋予参与理解和过程性互动的品质。又例如，帕森斯通过“结构功能主义”，将整个社会系统所包含的文化、社会、行为有机体和人格等子系统之间进行相互关联。但是，这些在综合方面所做的努力却并没有对传统社会学的概念进行真正有效的重构，依然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自洽。正是在此基础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调和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

结构化理论主张，行动与结构之间具有着一种辨证关系：一方面，结构既是行动展开的媒介又是行动的制约条件，兼具促动性和约束性；另一方面，结构是行动的结果，正所谓“行动的意外后果以某种非反思性的反馈圈的形式，构成了后续行动的被认识到的条件”。为了充分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化理论对“结构”进行了重新的定义。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这些规则和资源都具有着二重性，使得“结构”也具有了“结构二重性”——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结构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在结构这种特性的表达中，实践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之间的这种互构正是通过实践而实现的。或者毋宁说，实践的二重性正是 “结构二重性”赖以实现的基础和中介。因此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即不是个人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

如果只是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作是以批判传统“二元论”社会理论为逻辑前提、以“结构二重性”和“实践”概念为逻辑起点，对微观的个人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渐次展开的社会学理论的话，那也只能将其看作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和实践双重性的现代性述说，贬损了结构化理论应有的理论价值。事实上，吉登斯在2009年曾接受访问时就声称，结构化理论的核心主题应是“社会再生产”，这一主题包括“社会再生产如何进行和发生变化”、“权力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与社会再生产交织在一起”以及“文明如何转型”这三个基本问题。事实上，权力是吉登斯整个理论体系的一块重要奠基石。如果说“行动”和“结构”是他理解各种社会现象的两个维度的话，那么权力便是他借以沟通这两者的纽带。

依照吉登斯的权力观，权力是以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为场所和渠道产生出来的，构成这种支配结构的资源主要有两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的是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其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而权威性资源指的是权力生成过程中所涉及的非物质资源，来源于驾驭人的活动的能力，是某些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地位的结果。在广袤的社会时空中，这两种资源的发展，会以信息为载体加以储存，而储存的容器就是社会共同体本身。正是这个储存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容器，产生了社会构成过程中各主要类型的结构性原则，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故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资源储存能力的差异导致了权力时空伸延能力的差异，并相应地使社会整合的结构性原则呈现出差异性特征，继而导致了社会变迁。

深度理解“社会再生产”这个命题，除了“权力观”这个维度外，还可从“社会科学本身的再生产”这一面向中获悉。结构化理论与加芬克尔的“行动-情景”理论有诸多重合之处，但和常人方法学认为“抽象的理论描述已经取消了生活的丰富个性、忽视了某些重要的细节，不能做到真正地理解多样化的复杂世界，因此社会科学应该研究常人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不同，结构化理论认为“由常人行动者构成的社会世界”和“由社会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作为社会科学逻辑上必然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渗透”的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其自身拥有着一种实践内涵。意即，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具有着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这种实践影响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

如果将社会科学研究视为一种社会再生产，再考虑前述的“权力如何与社会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我们便有理由担心——当社会学知识进入日常社会转化为常识被普通行动者接受并用来改造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时候，权力对这种知识的渗透就会变得日益突出和明显，社会科学知识在权力控制下被工具化的可能性及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警惕不仅来自于外部，还源于其自身。将社会科学研究视为一种再生产过程，无论是社会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本身都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而社会科学不仅是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在这样一种不断变动的关系当中，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吉登斯本人在2015年就曾坦言，在互联网技术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他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死。另外，结构化理论反对将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从外部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的研究方式，实际上反对的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以来兴起的“本质主义”。而对于本质主义的反对，过犹不及，也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彻底的反本质主义也许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最为成功的理性诡诈——它在解构了其它一切普适性真理的同时，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使自己变成了唯一合法的普适性真理；因为它那动辄斥责话语霸权、绝不以大写真理自居的超然姿态，却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话语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