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 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朱志玲

【摘要】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动态社会心理现象，是社会变迁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正失衡以及其他诸多社会问题导致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虑、社会怨恨情绪等负面社会心态凸显。近两年来中央加大社会治理，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出台对社会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未来民众的不公平感、官民对立情绪、社会怨恨情绪将会稳中有降，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逐步减少。贫富对立依然会存在，网络中的批评、指责将会成为常态。

【关键词】社会心态特点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①作为一种“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②，包括社会心态在内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社会变迁的反映，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现象中最为变动不居的部分，社会现实的变化会在较短的时间内首先通过社会心态表现出来。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中，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态度、社会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多重转变。近两年来，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大了社会治理力度，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2015年以来，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施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召开、持续性强力反腐等等重大举措的出台，不仅带来了社会现实的诸多变化，也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变化。

近几年来社会心态的特点

社会公平感较低。近几年来，在利益快速分化的背景下，民众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不公平感。据课题组在四省六市进行的一项社会心态调查结果显示③，九成以上（94.4%）的被访者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太大，超过一半（50.2%）的被访者觉得自己当前的收入不合理，人们对当前社会的公平度认知均值低于中等水平。客观的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幅度增长，绝大部分民众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财富绝对值或多或少有所增长。不公平感主要是基于对财富绝对值增长幅度的比较而产生的。基于比较公众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种感觉不是由拥有的财富绝对值决定，而是由与别人比较后产生的差异决定。由于资源和机会在社会不同人群中的制度性配置不均衡，少部分人利用这种制度性便利甚至是通过非法手段在短期内快速积累财富，成为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大部分人则处于不利的一端。

调查显示占比最多的农民、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等，报怨贫富差距过大；中等以及中上收入群体，公平感最低，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更高的社会参照群体，有更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因此，虽然财富的绝对值在提升，然而比较之下，除了生活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权力、富裕阶层外，其他各职业阶层、各收入阶层，均存在着程度不一的不公平感，这是当前很多社会负面情绪的源头。

不安全感、不可信任感等负面情绪弥漫。近几年来，诸多的社会问题导致多种社会负面情绪蔓延。首先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来自多方面。近些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劣质奶粉、毛发酱油、石蜡火锅底料、苏丹红、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等，所涉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恶果之重难以想象。中国游客买空国外奶粉货架正是折射了这种食品安全危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着民众的健康。废气、废水、废渣的大量排放，给空气、水及土壤造成严重污染，雾霾挥之不去、癌症发病率升高，这些在带给人们深深思考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深深的不安全感。职业领域的快速更新以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2014年开始显现的倒闭潮、失业潮给很大一部分人带来了就业压力，对职业稳定性的忧虑冲击着人们的安全感。对于富人而言，对未来的不确定还伴随着对个人财富安全的担忧，移民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权力、富裕阶层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转移由社会问题带来的风险，并降低由这种风险造成的不安全感，而普通民众只能被动承受和忍耐。

除了不安全感弥漫外，当前社会中的低度信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社会心理现象。多项研究结果显示，人际间的不信任在不断扩大，尤其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更低。其次还体现在群体之间。官民对立的基础之一即是民众对政府组织的信任度降低。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民众对中央政府还保持着较高的信任度（信任度均值3.96），但是对县乡基层政府组织的信任度极速下滑（信任度均值3.14），以至形成了当前“央高地低”的级差信任格局。民众对警察组织（公安法院）的信任度也较低（信任度均值3.25），只比县乡基层政府组织的信任度略高，这既是警民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也是表现之一。除此之外，民众对房地产、餐饮、旅游等商业组织的信任度更低。低度信任会加大社会内耗，增加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成本，并且极易造成社会冲突。

较普遍的无能感。调查结果表明，有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当下自己遭遇到的各种利益损害和生活挫折；也有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没有能力让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按照自己的计划顺利发展。并且，这种无能、无助、无力感有显著的阶层差异，主要集中于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职业阶层以及低主观阶层群体。无能感其实是人们无力应对生活中遭遇的各种矛盾、问题和挫折，不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而出现的一种无可奈何、对未来丧失信心的状态。

一般而言，人们在生活中遭遇利益损失、问题以及挫折时总是会尽力想办法去进行补救。对于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权力、富裕阶层而言，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来应对生活中的变故，转移风险，因此无能感较低。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能力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无能感比较容易产生。但是现代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社会制度应当赋予民众进行自我救济的能力。如果社会提供了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利益调节、利益均衡机制等制度化救济渠道，即便在生活中遭遇了利益损失和生活挫折，但对于改变现状、获得公平对待，人们还是充满希望的。如果制度化救济渠道堵塞，无论人们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时，无能感就产生了。无能感就是从多次的碰壁、推诿、无奈、死心中产生，是一种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无望的起点。普遍性的焦虑情绪正是起源于这种无能感，人们无法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安全，也无法应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情绪较突出。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以及焦虑情绪的长期积聚，最终将发展为强度更高的社会怨恨情绪。流淌在民间歌谣和笑话中的不满、网络空间中怨恨式批评甚至谩骂、宣泄式集体行为等等都是社会怨恨情绪的诸种外在表现形式。社会怨恨情绪在本质上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当前这种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较为突出的表现在民与官、贫与富之间。民众对官员群体形成了较明显的社会刻板印象。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普遍认为“权力腐败”是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权力腐败”同样是当前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多项社会调查表明：民众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④民众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进行了外部归因，且归因于官员群体的权力腐败，形成了较明显的社会怨恨情绪。且此种怨恨情绪不仅仅指向腐败官员，更扩展到了对一切官员乃至整个公务员群体不加分辨的不满和仇视，产生了晕轮效应。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不满和怨恨不仅表明怨恨对象范围的扩大，还代表着怨恨程度的加深。

相比对官员群体的态度，民众对富人群体总体持有分辨而理性的认知，对依靠自己的能力合法致富者持有赞赏和肯定的态度，但是对那些通过“钱权勾结”的方式，通过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方式，以损害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积累财富的无良商家以及无节制炫富、为富不仁、视人命如草芥的富人则持有较鲜明的不满情绪。仇官和仇富是当下社会怨恨情绪的核心，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和冲突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张力，给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主观阶层意识决定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客观社会阶级（阶层）是指基于职业、收入、教育等客观指标对社会阶级（阶层）进行归类所形成的阶层类别；主观社会阶级（阶层）是对社会地位归属或阶层归属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认同。近些年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主观阶层意识是影响人们态度、评价和情绪的最显著因素。主观社会阶层越低，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虑情绪、怨恨情绪越强。这就意味着在当前社会中，真正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并不是按照收入、教育、职业等客观标准划定的客观阶层，而是在社会比较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底层或中下层的人群。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决定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是教育、收入、职业等客观标准，而决定主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则是与参照群体比较中感知到的落差。

人们选择的参照群体不同，在比较中感知到的落差不同，对自身所归属的主观社会阶层就有不同的认知。在我们进行的一项以“失业者、半失业者、乞丐、拾荒者等”社会底层群体为对象的访谈中⑤，较多的被访者表示平时接触不到有钱人和官员，选择的参照对象是“吃不饱饭的人群”，因此，多数被访者的主观社会阶层集中在“中下层”，部分选择“下层”，还有少量选择“中层”。而那些在客观社会地位上属于中层的人群选择的参照对象往往是更高的阶层，对比中往往降低了自己的阶层认同。这大概是当前社会中存在明显的阶层认同下移，出现普遍的底层认同的原因。普遍的底层认同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倾向，也是当下社会出现较明显的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虑和怨恨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下社会心态的新变化及未来趋势

制度调整将使民众的不公平感得到缓解。不公平感是造成非现实社会矛盾的不满情感中最基础的情感。我国民众的不公平感主要来自现实利益受损、生活中频繁遭遇的挫折以及社会比较中相对剥夺感。目前，广泛的相对剥夺感还持续存在，社会不公平感在一段时期内还将维持现状。但是有些影响民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出台将会有效提升民众的公平感。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将打破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农”与“非农”的二元格局，在解放农民，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将为下一步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城乡一体化扫除身份障碍，促进社会公平。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尤其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措施的实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产生影响。2015年开始的精准扶贫、层层签订责任状以及“五个一批”工程的实施将会使得扶贫工作真正惠及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已经在贫困群体中引起良好反响。2015年11月召开的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立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扶贫目标。

当然，目前这些社会政策刚刚出台实施，短期内还无法显示出明显的社会效果，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效益即会慢慢呈现，必将作用于民众心理。同时，随着这一批真正惠及底层群体的社会政策陆续出台，将会更显著地减弱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其实，制度的调整、完善和出台本身就会给人们对于未来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公平带来无限期望，也让民众实在地感受到政府在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做出的努力。因此，虽然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在一段时期内还将维持较高的水平，但随着调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与措施的陆续出台，一段时期后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应有缓解的趋势。

官民对立情绪将有所缓解，贫富对立依然存在。目前我国社会中的群体对立以官民对立最为突出，宣泄型集体行为以及网络中的怨气以政府和官员为主要针对对象，民众对官员队伍已经形成社会刻板印象。但是，随着中央政府强力反腐取得的显著成效，民众对官员群体刻板印象将有所改观，官民对立情绪将有所缓解。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反腐决心，反腐力度空前。在反腐败领域出现的许多新理念、新举措、新办法在持续贯彻执行中。截止2015年3月20日，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有69人。⑥2015年4月，我国发布红色通缉令缉拿百名外逃贪官，彰显了中央从严惩治、从实改革的反腐基调，民众纷纷点赞。2014年，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显示，88.4%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⑦反腐败成果之丰，前所未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民众对腐败官员的怒气。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广大干部党员的工作作风和廉政作风建设。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临时应急性举措和持久性党内规定，标本兼治，有效约束了公职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民众对公务员队伍的刻板印象将会有所改善，官民对立情绪的心理强度将会缓和。随着我国反腐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民众对于未来反腐形成常态，打造廉洁政府也将持更稳定的预期。

另外，从2013年8月开始的互联网整治持续至2015年，效果显著。网络中恶意攻击政府的言论明显减少，积极正面的声音不断增多。政府加大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大大挤压了针对政府的网络舆论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网络舆论生态。民间社会的舆论和监督压力是政府政治健康运行的基础。一方面，政府逐渐认识到草根网民的呼声、诉求和表达，哪怕是有些偏激的诉求和表达，对于政府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稳定都是有益的。政治体制逐渐认可和接纳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民众也逐步意识到政府和体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导力量，民众的社会参与应致力于促进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自觉在制度的空白处拾遗补缺，而不是一味地拆台。

相对于当下较严重的官民对立来说，贫富对立的强度并不高。民众并没有对富人群体形成社会刻板印象，而是理性客观地对不同类型有所区分。民众仇恨的是两类富人，一是通过违法手段致富的群体，二是为富不仁者。前者涉及利益，由于手段的不合法，财富不被认可。而后者涉及人的存在的深层体验，即霍内特所说的“社会蔑视”，比较极端的表现是富人任意欺压穷人，草菅人命；较普遍的表现是无节制的炫富、歧视老百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群体疏离。这种贫富之间的情感对立并非转型期的中国所独有，它在一切利益分化的社会中普遍存在。只不过在长期强调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现象尤其敏感，这种深层次的情感对立表现得格外明显。在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当下，这样一种群体区隔和群体疏离必然会持续。这种情感对立不会轻易地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怨恨情绪会稍有减弱。一是民众对社会矛盾的耐受性增强。民众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或是在新闻媒体中看到的社会矛盾已经习以为常，“对同类事件的关注度和反响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⑧，不再表现出最初不可思议、情绪失控或行为失常，人们能够坚强地承受，并积极面对。在中国超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的高发也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对频发的社会矛盾的耐受性在增强。

二是民众日趋理性与成熟。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民众也日渐趋于成熟与理性。首先民众的求证意识在增强。民众更多地表现为追问证据，关注事实，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判断，民众的素质与理性程度有了较大提升。其次，经过十几年的洗礼和操练，民众也逐渐由关注事件的细枝末节转向关注事件背后宏大的社会背景，开始探寻一些社会事件和矛盾产生的根源，表现出较明显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泄愤、谩骂只会徒增社会戾气，对于事态的好转、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他们利用网络或其他社会平台理性地表达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围观、评论、转发、参与来推动社会的民主开放。

三是政府的矛盾化解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通过加快社会治理，调整和完善社会制度来推进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这会极大减弱社会怨恨情绪。比如改革了信访制度，启动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创造“公开听证会”、“信访民主评议”、“邀请群众参与”等活动。尤其是利用网络平台为民众搭建了利益表达通道。国家信访局从2013年7月1日起，全面开放网上投诉。“2014年网上信访量占全部受理量的39.1%，网上信访逐渐成为信访工作的主渠道。”⑨网上信访更公开、透明、高效，大大降低了群众的信访成本，信访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理率、群众满意率都比较高。还有各地有益的矛盾大调解机制的探索。比如辽宁省用政策成批化解矛盾、上海政法部门的大调解山西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以及南通的矛盾大调解格局等。这些有益的化解矛盾的经验在提升政府矛盾化解能力的同时，也缓解了社会怨气。

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逐步减少。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步减少。目前中央政府的重拳反腐极有效地宣泄了民众对官员腐败愤怒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民对立的强度，民众针对基层政府以及官员、警察等公权力群体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随之减少。

官方对民众聚集事件的处置经验日趋成熟。首先是各地政府对各类社会矛盾的预警预防能力逐步提升。各地都建立了规范化的风险评估制度，对有可能影响民众利益，出现反对声音的一些政策、决定以及项目进行事前的规范化风险评估，做好充分预防。其次，各地政府对民众聚集事件的处置能力有了极大提升。2015年发生的广东普宁“村民集体抗议致高铁停运”、上海金山居民聚集抵制“石化”项目、广东河源民众聚集抵制“电厂扩建”等事件都引起了网络舆论的较多关注，各种图片、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但当地相关部门一改以往拖、捂、封、堵、压等做法，通过官方微博、官方网站、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形式及时耐心地与媒体和公众沟通、及时发布官方信息辟谣、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其他合理诉求，赢得了舆论理解，这些民众聚集事件的处置都展现了官方应急处置和舆情应对能力的明显提升。同时，警方执法的规范性也得到进一步提升。执法程序严格依法进行，通过邀请第三方介入观察等方式，让执法过程尽可能公开、透明，打消民众对警方有可能执法不公的疑虑。这些在处置触发性事件上的经验日趋成熟，措施日益得当，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因预防不到位，信息混乱、处置不当、程序不公正而引发的宣泄型集体行为。

法治教育的普及、多年社会参与的实践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法治观念、民主意识和理性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非理性行为的发生率。一方面，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出发点多么合理，暴力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尤其是在集体行为中多少会涉及无辜人员的伤亡或财产的损失。这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法治观念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类群体性事件中，社会舆论从一开始对行动者一边倒的支持和声援，逐渐出现了认为行动者虽事出有因，但并不合法的批评之声。社会舆论的这种变化会影响行动者自身的认知，并进而促使暴力性程度较高的集体行为逐步减少。另一方面，民众也逐渐认识到在集体行为中，虽然逞一时之快，通过泄愤式的暴力行为发泄了情绪，报复了对方，但问题有时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或没有得到明显解决，反而使自身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那么如何既能促使问题解决，又能规避自身的法律风险呢？制度内或打擦边球式的有礼、有利、有节、有策略的理性行动就成为首选。因此，未来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逐渐减少，并且会逐步转向理性化的集体行动。

网络中的不满、牢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成为常态。转型期社会矛盾还将维持高发状态，贫富差距在一段时期内还没有有效措施进行缓解，人们的不公平感和怨气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弭，因内心的不满而产生的牢骚也将会持续存在。那么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压力需要“出口”，网络则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出气孔”和“安全阀”。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层面。在政治民主的建设过程中，随着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民众逐渐意识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表达自己的合理合法诉求、监督政府和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民众表达、协商的意识在民主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操练。因此也越来越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认知能力也随之提升。对于社会现实中一些不易察觉的、被隐藏遮蔽着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现象能够看的更为透彻，分析得更加深入。加之，网民以年轻人和学生为主。《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合计达到78.1%。⑩年轻学生的思想意识正处于形成期，理想主义最盛，表达意愿强烈以及爱冲动的特性也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和批评。

二是在互联网技术层面。网络的便利性使得只要稍有文化的人借助电脑、手机便可以随时上网，通过微博、微信、公共讨论版等平台发表意见。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人们在虚拟网络上可以利用虚假的身份发布信息，平时不敢说的话敢说了，甚至认为在网络上可以随意发言，法不责众。网络的匿名性使信息发布人有了安全感。网络的广泛性，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们上网更加方便了。截止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手机网民5.5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85.8%。网络已全面地介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事、反映民生，也宣泄不满。《人民论坛》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您认为目前哪个渠道最有效地发挥了‘减压阀’作用”这一问题，67.8%的受访者选择了“网络”，13.0%的受访者选择“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6.0%的受访者选择“公民组织（如消费者权益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工会等）”，只有4.3%的受访者选择了“信访”，另外还有8.9%的受访者选择“其他”。近七成的公众肯定了网络在表情达意、宣泄不满方面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因此，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民众还是会选择网络作为公共表达和情绪宣泄的主要渠道，网络中的不满、牢骚将会持续。

总体来说，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已经充分爆发出来，第一波最强烈的冲击已经过去，民众的失衡心态已经达到谷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不公平感、不安全感、怨恨情绪等负面社会心态依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中央政府在推进改革进程的同时，努力调整和完善各项制度、政策，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大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同时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理性精神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在未来民众的不公平感、社会怨恨情绪在较高水平上徘徊的同时，将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虽然群体（官与民、贫与富）对立将会持续，普通民众与官员群体和富人群体之间区隔和疏离无法在短期内消除，但对官员群体的极端社会刻板印象会有所改观。那种一触即发的高烈度的宣泄型的集体行为将会减少，人们将倾向于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宣泄不满。负面社会心态在未来将以相对比较温和与理性的形态存在，主要表现为网络中的批评、指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1、12AZD041）

【注释】

①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③本课题是以社会心态失衡为视角，并没有讨论全面的社会心态。课题自2013年始持续至今。

④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⑤朱力等：《中国城市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救助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⑥“盘点：十八大以来落马的6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人民网，。

⑦“真反腐败才能兴党兴国”，《中国纪检监察》，2015年第2期。

⑧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⑨朱基钗，罗沙：“2014年网上信访量分别超过群众来信、来访量”，新华网，。

⑩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杜凤娇：“网络PK信访：什么是最有效的‘减压阀’？”，《人民论坛》，200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