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虽然“社会心态”这一概念进入中国社会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在中国大众媒体和学术界中开始出现，但相关研究却发展迅速，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不论是在研究数量，还是研究领域，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中国知网上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文献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至今更是多达3273条结果，涉及学科门类也非常广泛，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社会学（921篇）、政治学（380篇）和教育学（334篇）。

近十年来，每年均会有超过200篇关于社会心态的文献。在中国，不仅关于社会心态研究数量众多，研究的主题和涉及群体也非常丰富，如关于社会心态的历史研究、相关理论探析，关于某些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的实证调查等。在对国内现有的社会心态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将国内社会心态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社会心态概念的研究，二是对社会心态维度的研究，第三类则是关于社会心态研究内容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社会心态”作为一个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在关于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研究中，学者杨宜音和马广海提出的概念最具代表性，在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可度也最高。杨宜音在“群体与个体”的分析框架下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

在此概念基础上，杨宜音进一步指出，社会心态不同于“国民心态”，也不等同于社会心理；社会心态虽和民意、民心、舆论等较为接近，但后者只是前者的表达和表现，不是社会心态本身。在此之后，杨宜音又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心态的内核与结构，并阐述了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她认为社会心态会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感受、对未来的信心、社会动机、社会情绪等借以表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等机制形成，对于社会行为者形成模糊的、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

马广海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心态概念常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第一，非学术概念意义上的社会心态，如“民心”、“民意”、“民心”；第二，在哲学或社会哲学意义上使用的社会心态，主要是把社会心态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心理”概念；第三，基于现实经验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主要涉及当前社会中各类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感受和评价等。

虽然两位学者在对社会心态概念进行界定时选取的视角不同，但两个概念界定也存在着共同点，即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等概念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社会心态具有动态性、即时性，这在之后的社会心态的界定与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这一指标体系，王俊秀等对2010年的中国社会心态进行了测量，并形成最终成果，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马广海在其对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基础上,确定了社会心态测量的四大基本维度,即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社会情绪指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感情性反应或评价；社会认知指社会成员对某一社会心态对象所形成的某种共识；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社会行为意向指行为的准备状态。

杨宜音和王俊秀基于此，提出了关于社会心态四大维度更为具体的二级指标，从而架构了社会心态的基本分析结构和量化框架。社会心态所具有的动态性和即时性，使得相关指标体系的建构绝对不是一项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工作，而是一项长远且复杂的学术工程。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我们明晰社会心态的一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的指向内容。

研究者们可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进行量体裁衣，对现有指标进行选取和改进，并使指标的测量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在社会心态的研究内容上，中国学者主要从三个方向出发，即社会心态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部分，有的学者关注社会心态的研究历史，如刘力回溯了社会心态的发展历程，他认为社会心态研究的缘起于塔尔德的“发明”概念，而“模仿”概念则是社会心态的扩展。

其他学者多关注社会心态的社会研究，主要分析我国的社会心态特征。如朱力和朱志玲指出现下社会心态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普遍的社会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不仅在财富分配领域和权力使用领域内显得尤为显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民生领域也广泛存在，她们还指出除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外，现代通讯工具和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也助推了不公平感的扩散。

杨宜音在2015年对社会心态的新特征进行了归纳，她认为网民对正面新闻的关注比例有所提高，积极情绪上升，民众的社会表达、交流和寻求共识的需求在增长，以及司法政治和资源分配公平程度影响社会总体公平感。胡维芳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目前国内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占主流，但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国民中也存在几种典型的不良社会心态，如浮躁、焦虑、怨恨、社会不公等。在社会心态的研究对象上，国内学者研究对象较为广泛，主要有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群体、农民、农民工群体等。

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的研究也在不断丰富，如李伟和王桂菊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不良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炫富心理作祟与仇富心理滋生，怀旧心理泛化与弱势心态萌生，焦虑情绪的纠缠与倦怠心态的困扰，和对“体制内”的盲目迷恋与对政府公信力的非理性质疑。并探讨了大学生不良社会心态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制度体制转型造成的利益冲击，文化多元化发展带来的价值冲突，主体意识不够成熟导致的认知偏差，以及网络媒体广泛应用的负面效应，最后他们也给出了大学生不良社会心态治理的一些基本路径。

董扣艳对“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丧文化”背后的文化表征进行分析，认为“丧文化”是某些消极社会心态的表征，其背后隐藏的是青年群体真实的生存样貌，呈现出青年群体在深刻社会变革中复杂多样的社会心态，主要包括社会焦虑和相对剥夺感。另外，她也指出“丧”潮流之下其实也涌动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也有学者对大学生某一具体的社会心态进行了研究，如郑少聪等在2019年以甘肃农业大学为对象，对大学生就业社会心态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单位时，主要考虑的是工作稳定性比较强的单位，如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学院及科研研究所等单位。这些研究多聚焦于对大学生某一状态的下的社会心态的陈述，并没有直接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探讨，因此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角度和内容。

谢雪瑜则对大学生“佛系”社会心态进行了剖析，认为大学生的“佛系”，只是为了将心理上焦虑与紧张，思想上消极与妥协，以及行为上的懒惰和懈怠进行“合理化”，实则是一种“逃避”心态，因此她也建议大学生要积极将“佛系”心态转变为“沸系”心态，在青春年华奋勇向前。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不断尝试与创新，除了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如田野调查、访谈、文献分析等，很多学者也开始运用社会表征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如对社会流行语的使用进行分析等。

结语

其他的一些方法，譬如民意调查、焦点小组讨论、媒体分析、以及实验室实验等方法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心态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在不断丰富，但其中大多仍然停留在民意调查和现实论述上，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