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费老及其著作中对乡村伦理规范、社会结构、乡村运行等问题的阐述与灼见仍旧生辉，对当前的乡村建设不无借鉴之处。《乡土中国》一书中不时提及“熟人社会”，本文拟从熟人社会这一乡村社会现象入手、发微，简单讨论熟人社会与基层自治的关系，熟人社会面临的当代挑战等问题。

一、熟人社会的双重面相：“生”与“熟”

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的本色特征，它并非是全然构建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乡村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乡村社会素有安土重迁之传统，大多数的乡村人“生于斯长于斯”，人—土地—乡村结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在世代的交往过程中，乡村人在水利灌溉、丧葬嫁娶、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协作交流，彼此熟识。同时，乡村人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一套不言自明的伦理规范和交往规则，使得彼此关系由熟识变得更为亲近。从邻里街坊延伸扩展至整个乡村，熟人社会由此产生。

当然，熟人社会亦有其“生”的面相，这主要表现在乡村人之间出现经济生活纠纷，引发矛盾冲突后的视同陌路以及“弱者的悲哀”。前者不难理解，乡村人之间大打出手，结果数年之间彼此嫉恨，视同陌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后者“弱者的悲哀”则是指家庭穷困、孤儿寡母、身体残疾者容易遭人欺侮。熟人社会不乏温情脉脉的人情纽带，但亦不少冷漠看客与势利之辈。

二、从地方自治到基层自治：熟人社会作为培育土壤

地方自治是西欧市民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加城市政权的产物，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表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地方自治思潮传入中国并于清末立宪时期得以付诸实践，而后历经晚清民国之历史变迁：地方自治先是演变为军阀割据地方、抵抗中央的理论依据。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力图使行政权力下移渗透至基层社会，然而效果不彰。

基层自治作为当前乡村社会组织、治理的重要方式。它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亦即小圈子的熟人自治。由于乡村人之间彼此熟识，遵守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的基本伦理规范，这样就使得基层治理成本降低而成效提高。更重要的是，乡村人通过基层自治的途径得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继而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从地方自治走向基层自治，熟人社会的培育作用可见一斑。那么，如何进一步地发挥基层自治的作用呢？我想，一方面是中央权力不断收权，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不断扩权，一收一扩，有序进行，从而有效避免大片权力真空的出现，可视作一途。

三、来自当代的挑战：熟人社会的崩解

乡村社会通常被视为传统社会的象征，乡村社会结构是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到的“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和别人联系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就像是水的波纹一圈一圈往外扩散。乡村伦理规范和道德要素是维系人际和社会联系、维系乡村社会运行的重要纽带，当遇到现代社会大范围的陌生人群尺度，便面临着失效的尴尬境遇，而熟人社会亦面临着崩解的挑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平房被楼房所取代、乡村被社区所取代，这不单单带来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更意味着乡村社会全面的重塑。同村人所构建的集体身份意识不复存在，彼此之间的情谊互助，不言自明的信任感面临消解；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听音辨人”到现在的不知道对门是谁；传统的乡村风俗和道德观念无法约束人的行为，面临竞争式的资本主义现代观念的冲击，熟人社会在不断地走向崩解，而这可能也是后来乡村社会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存在着“生”与“熟”的双重面相，对乡村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行产生相当的影响。在政治层面，熟人社会是培育基层自治力量的土壤，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熟人社会面临着当代现实社会的极大挑战，这就使得熟人社会的未来发展投下阴影。今后何去何从，未有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