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去组织化，去合作化和去邻里化，乡村社会伴随着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制度性推动）的推力而变得越来越城市化生活模式，尤其是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农民，虽然彼此之间认识，但是除了血缘关系和亲朋好友的因素之外，几乎很好进行互助和互访。

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价值变迁也导致了这一结果。价值，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是邻里友好，彼此是一个生活在共同体内部的高度团结。并且，这样的团结，似乎是墨守成规的一种价值偏向，否则就是边缘人，会被村庄“隔离”和“孤立”。

正在制度与价值的双重合力下，乡村变迁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农民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弱化，呈现出原子化的特征。

最早在学界提出这一问题并随后引起热议的学者当属阎云翔，他在《中国个体化社会》（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中着重论述了整个社会的“个体化”倾向，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私人生活的变革”？还是“现代性的个体主义”？如何理解和对待？

如果把这样的个体主义放在农村社会，再结合我们对农村生活状态的考察，我们认为，最为准确的一种表述，即农民的原子化。之所以提出这个表述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描述农民的生活状态；第二，与过去的传统社会而言，从“团结性”走向“分散性”。原因，在上文中已经指出。

具体来说，请允许在此打个比方，在过去，如果禾场上的谷子没有收完，却又遇到了大暴雨，那么邻里之间会来帮忙，现在则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农民为了答谢其他来帮忙的乡亲，有时候会请到家中已饭菜和好酒犒劳。或者，如对方有困，则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的“私”因为“价值”和“还人情”而变成了一种狭小范围内的“公”，仿佛这种的“公”在长期的农村内部中形成一种定律。但是，一旦外部人口渗入进来或者因为某些矛盾，以及价值的变化与生产的变迁，这种内部的“定律”就会撕裂。加上，外力作用和社会转型，撕裂也会发生。为此，现在再去看乡村，小农生产时就“个搞个的”。

同时，在农闲时，走动的概率也比以往少了很多。以往都会在杀猪或者过生日等，一些朋友会不邀自来参加乡村的“聚会”，但现在却很少。很多“亲的很”、“关系好”逐步凋敝、冷落，最后“各忙各的”。

这种“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以往农村社会是很少见的，但在现在的农村，却比较繁多。尤其是没有血缘、宗族、亲友关系层面的农民彼此，可谓是“老死不相往来”，认识倒是认识，毕竟生活圈就那么大，但要说能形成互助等状态，抑或是达到以往的那种高度团结，则不再可能。

为此，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情况界定为“迈入原子化的乡村社会”。

这样的情况在城市却比较常见，甚至比农村的还要浓烈，陌生人社会的城市生活，往往连邻里之间都不认识。我们的邻居到底是做什么的？不清楚；住了几口人，不清楚；有几个子女，不清楚……等等。

这种“似城市生活状态”用社会学的一种理论可以加以理解，即底层社会模仿上层社会，农村在“模仿”城市。但是，这种“模仿”却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需要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但本文认为，其终归是离不开以下几种原因（对前文的一个总结）：第一，城镇化的推力；第二，生产的变革；第三，价值的变化；第四，文化的凋敝；第五，社会的转型。

原子化的农村社会到底好还是不好？这个价值判断不忙着去判断，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到底该如何去治理这样的乡村？在本文看来，重新组织农民，已经不太可能，恢复乡村文化，也不太可能。（但是一些研究成果天天在提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没弄懂历史和乡村）而是应该依据市场来推动乡村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恰当的处置和规划土地问题，才是乡村的一个出路。而过分地强调回到以往的乡村社会状态，我觉得在市场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其需要很长时间）的外力下，无异于螳臂当车，最后会把乡村弄得“进退两难”（不要过分地折腾农民，我觉得也是现在最需要做的，例如某某工程）。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