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富有“地方性”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有着它自身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人们的活动有“地域上的限制”，并“各自保持着孤独的圈子”，同时又能够“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进入21世纪初开始的新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新农村建设，由于一些地方的非理性的、缺乏科学理论支持的决策与规划，使乡村的这种地方性、这种符合乡村社会发展规模的“内生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旗舰”下，土地和劳动力------农村最后的保障线也被廉价攫取，非理性的非农化进程使乡村社会形态在城市化中走向畸形，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在工业化中走向没落；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西方器物、制度在中国全方位照搬的同时，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也大举侵入中国社会的“肌肤”的各个部位，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最后一道留守防线，也在一轮又一轮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轮番“轰炸”中被逐步“沦陷”，并由此走向衰落的边缘，乡村文化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衰亡，乡村社会秩序在现代化的形变之中被打破。

正如孙君所言；“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的和渴望再得到的东西......被自然环境环保的村庄，鸡鸣狗叫的四合院，砖木构筑的低层住宅......有机蔬菜和水果；......闲聊时用的石凳，鬓霜的童年之友。”总之，乡村社会的一些固有的、基本的且不可或缺的内生性的因子------“充满着生命、文化、建筑、生活、植物、文明的多样性”，在当代的乡村建设活动中正在逐步走向衰亡。

当然，客观上讲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应该如何界定现代化？应该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则因各自国家的发展水平、人文理念和实现的方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结果。

正如金耀基先生在他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所言:“虽然一些国家已顺遂地获得了‘现代化'的果实，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但是多数国家对现代化的境界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始终摸不着、捞不到，伤苦到了极地，传统的社会是消失了，但现代社会却渺无踪影，大多数国家长期停留在转型中挣扎，而不得进入现代之境。其结果是旧的已去，新的未来，‘满怀希望的革命'变成了‘满怀挫伤的革命'，现代化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来得艰巨。”由此我们对当下的中国现代化给我们当今的乡村发展带来什么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满怀希望的革命'变成了‘满怀挫伤的革命'的梦魇在中国当今的新农村建设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