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当面对无比珍贵、浩瀚如海的政协文史资料，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编剧王兴东深有感触。在他看来，人民政协走过的70多年辉煌历程本身就是充满传奇的故事，都值得激活起来，都可以成为影视题材；而历届政协委员中众多的非凡人物，比任何剧本中的人物更直观、更亲切、更容易接近。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我有幸在人民政协这个大家庭里，履行政协委员职责20年，三次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建言献策、作发言，更难忘的是我用电影表达对人民政协事业的情感记忆。

创作《共和国之旗》：见证忠贞不渝伟大信仰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但是，五星红旗是谁设计的？又是怎样被选定为国旗的？在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中能说清楚的不多。

1998年我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希望我创作一部剧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观看了《国旗在我心中》的展览，一个陌生的名字揪住我的眼球——曾联松。他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即五星红旗，被新政协会议选定为国旗。曾联松是何许人也？当即我就问布展者，他告诉我说曾联松先生是上海人，现住在山阴路145弄。这令我非常惊奇，从小长在五星红旗下，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国旗是一位上海职员设计的。看过这个展览，发现了一个好题材，一位普通上海市民和新中国国旗的故事。那么，他是怎么构思“五星红旗”图案，“五星红旗”又怎么会被选定为新中国国旗的呢？这个巨大的问号，成为最大的戏剧悬念，人所共见的国旗而不知其来龙去脉，编剧的工作就是需要挖掘背后蕴藏的谜团。

王兴东（右）为创作《建国大业》，采访参加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雷洁琼女士。（作者供图）

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非凡的事，国旗的神圣和曾联松的平凡，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和悬疑。怀揣对国旗诞生的神秘感，渴望了解设计者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我飞到上海，在山阴路找到了曾先生的家。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式住宅，一间房和一个阁楼，几家共享的厨所，曾家在这里住了48年了，除了门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外，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那简朴的家庭环境，打破了我对国旗设计者所有的预想。于是，我有了最初的激动。当时，曾联松因轻度脑血栓病住进医院。我去看望他，他言语不多，介绍了一些情况，给了我一些材料。我开始对上海所有熟悉他的人进行访问，从他妻子到孙子，从邻居到朋友，从同学到同事，能采访到的我都要访问。就这样，我在山阴路住了半个月。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曾联松的了解和理解，我又飞到广东珠海与他的长子曾一冲谈了三天三夜。

1949年7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发表了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启事。当时曾联松33岁，是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的编辑，看到启事即着手设计构思五星红旗的图案，应征投稿，怀着对新中国的感情，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精心设计了五星红旗：大星代表共产党，中间他还画了镰刀和斧头，四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然后把这个图案寄到了政协筹备会。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代表们的意见。1949年9月27日，会议正式通过了红地五星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曾联松做梦都不会想到，新中国五星红旗的图案就诞生在他家的阁楼上。

王兴东与曾联松合影（作者供图）

曾联松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8年在学生运动中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因国民党搞白色恐怖，组织上让他转移。于是，他离开重庆想投奔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回到浙江老家瑞安中学当了教师，从此脱离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到了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做职员，后来加入上海供销社，后任科长，再后来转到日杂公司任副经理。由于他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忠贞不渝，终于在1985年又重新入党，时年68岁。曾联松重新入党时，眼含热泪非常深情地说：“总算叶落归根了！”他曾任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他的故事平凡中潜藏着曲折，他的性格鲜明而有魅力。

一个道具可以演绎出一部好戏，由一面国旗作为一部电影的核心道具，那将会构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有国家的命运和曾联松的命运，有人的历史和旗的历史。他的妻子项佩瑜向我介绍，当年曾联松在阁楼上设计国旗，不让任何人知道，几天不下楼，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后来，当接到正式通知时，才知道他在阁楼上设计国旗。他后来坚定地要求重新入党，是因为共产党取信于民，讲信用，讲民主。通过采访，我找到了支撑曾联松一生的力量。他把对国对党的信仰之情都熔铸在这面旗里，这面旗又成了他终身追求的信仰。找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灵魂，就有了结构故事的钥匙。

通过创作《共和国之旗》这部电影，从一面国旗的诞生，我读懂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使命，一国之旗采用了上海市名不见经传的曾联松所设计的图案，仰望国旗油然而生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透视了人民政协创建之始即坚守着“民主、团结”的旗帜。

创作《建国大业》：展现人民政协历史贡献

我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时，有幸进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筹划修建中国政协文史馆时，时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蒙说起了1948年中共发出“五一口号”之后发生的一些史实：当时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为前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历经艰难险阻，有的参会代表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电影《辛亥革命》剧照

怎样激活文字资料转化成电影艺术的形象，把人民政协从创建到完成建国大业的史实写成剧本？我认为应抓住“发表‘五一口号’，召开新政协会议”这个核心故事，展开国共两党大集会和大阻截、大团结与大暗杀的生死较量；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充满惊险搏杀和危机四伏的悬念，这是一部能够写史诗大片的电影。

我把写电影剧本的想法向王蒙主任汇报，他让我写个报告。2007年12月7日，贾庆林主席对电影《建国大业》作出“同意立项”的批示。

电影《建国大业》海报

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编剧必须要到实际发生地感知。我去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和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毛泽东同志修改了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主张，表达了中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的大计。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这就是电影要展现的中心内容。一旦主人公的需求目标确立，所有戏剧动作都指向这个目标。

我去南京、上海特别是上海宋庆龄的故居，看到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参加政协会议的亲笔信。能不能请来宋庆龄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电影中的重要情节。我在故居看得很仔细，每一个细节都对我再现人物的性格极其有益。为了弄清新疆三区革命政府五位参会代表牺牲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齐立兰同志帮助我从新疆政协文史委办借了一册《新疆三区革命史》，了解到了当年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阿巴索夫、罗志五位参会代表从出发到飞机失事遇难的情况。

王兴东在福州参观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故居（作者供图）

面对着浩瀚的史料，面对着众多的历史名人，用什么角度来写？写哪些人物？标志着这个题材在艺术创新上的突破点。观众看的是故事，编剧必须要讲一个好看的故事，阐明一个深思的主题，不能面面俱到做成史料的罗列，更不能推出一大群人物点名般亮相，走马灯式地展示。

研究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人的传记，我们深深地被他们的民主作风、人格魅力、政治主张所感动，深刻理解了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如此尊重他们，并盛情邀请他们一定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要实现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必须请来这三位非中共的领袖。于是，剧本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关系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角，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来结构戏剧，重点表现毛泽东同志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国家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

“会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关重要，“会议”是故事的核心。剧本着重表现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之外的另一条战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克服重重障碍，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争取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应邀代表从各地前来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政治使命，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做出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的历史性决议，选举了新国家的领导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建国大业》的故事。

王兴东在广州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作者供图）

北京市政协组织召开会议，就剧本征求委员们的意见。大家认为，全剧的焦点是召开新政协会议，其目的是突出组建新政府的合法性，这是以往表现1949年建国题材从未有过的，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卓然树起人民政协的历史作为。

召开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接生一个新中国。中宣部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剧本，亲自审阅，并决定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剧本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小组审查通过后，在广电总局协调下，授权许可由中影集团公司拍摄。《建国大业》电影凝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磁铁般地吸引了众多知名演员加盟，影片放映引爆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我和合作者陈宝光出版了同名小说《建国大业》，发行五万多册，在网上有700万人点击。

贾庆林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所作工作报告中说，“参与拍摄《建国大业》等优秀影视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人民政协的社会影响”。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次将一部电影写入了全国政协的大会报告中。

《建国大业》的实践证明，政协文史资料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内容丰富，保存悠久，亲历、亲见、亲闻具有高度的可信性。要激活这些文字资源、将其转化成为文艺作品，必须依靠创新的内在动力，这个动力源自委员的自觉和理解，理解了才能深深地感受，有感受才能去创造。因为我身在政协，深知人民政协形成的基因和不能忽视的历史贡献。《建国大业》是有感而发，不是无病呻吟，不是仿造得势，更不是曲意迎合市场而作，是我多年积累的情感，用电影手段表达对参与建国的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们的敬意。

创作《辛亥革命》：激活文史资料宝贵资源

生活是无字的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作为一名专业电影编剧，一脚迈入人民政协的大门，我如同走进了创作资源无比丰富的宝库。当我面对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无比珍贵、浩瀚如海的文史资料，我感触到历届政协委员都有充满传奇的故事，都值得激活起来，都可以成为影视题材。

我从写提案到写影片，不是写商业片、娱乐片，而是瞄准政协人物、选定政协题材、讲好人民政协的故事。让提案的思考和民主建言，不滞留在文案上，而是采用影视手段，寓教于乐，以史喻今，相互融摄，相得益彰。

电影《辛亥革命》剧照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和陈宝光创作《辛亥革命》电影剧本，各地方政协和政协委员中辛亥革命者的后裔，纷纷向我提供素材和资料。我在随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视察时，有意去辛亥革命发生地参观考察，寻找当年一些革命党人的生活细节。参观广州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那里至今还保留着很多黄兴参加起义时的遗物，对我创作很有启发。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地，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馆，福建的林觉民故居，武汉革命军起义的红楼，为我构思剧本提供了感性认识。

人民政协积累了最丰富的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提炼出一个感人的故事？把这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革命再现出来，不仅是对我多年剧本创作经验的挑战，也是填补中国电影史册没有辛亥革命故事的空白。重任和挑战，并未使我却步畏难，政协的资源、人才、渠道三大优势，成为支撑我创作的能源、能量和能力。

电影《辛亥革命》剧照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委员义务担任历史顾问，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召集了剧本研讨会，专家学者对剧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孙中山从事革命与海外致公堂有很深的渊源，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捐助和参与，有史可鉴。致公党中央对该剧目格外重视，先后两次反馈了对剧本的意见。怀着对先贤的敬畏之心，剧作重在表现孙中山1911年领导同盟会，推翻君主，创建民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血染黄花岗、武昌城首义、阳夏保卫战、创建共和制”四个篇章结构了全剧。“团结与民主”的主题，再一次像磁铁吸引着境内外多家制片机构踊跃投资，曾四次饰演孙中山的中国台湾著名演员赵文瑄放弃一切片约，执意要出演这个全景式展现辛亥革命的电影中的孙中山角色。享誉国际的香港影星成龙，看过剧本后非常激动，主动放下自己要导演的电影，前来主演驰骋战场的总指挥黄兴并任总导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决定之际，一批反映辛亥题材的影视片将纪念辛亥百年推向了高潮。《辛亥革命》电影在境内外上映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电影《辛亥革命》剧照

2011年9月19日，贾庆林主席，王刚、钱运录、孙家正、万钢副主席一同观看了电影《辛亥革命》并接见摄制组主创人员。我至今还记得贾主席给予我们的热情鼓励：“运用影视艺术浓缩跨越百年的激荡风云，再现彪炳史册的千秋人物，对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的崇高风范和革命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华民族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建设中，政协文化以其独有的文化品格，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向世人传播中国政党制度的窗口。

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读政协历史是让人感动不已的。人民政协创造了70多年的辉煌历史，创造了讲不完的政协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聚人心、兴伟业，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定能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