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变迁-米儿火

现在的乡村形成了民主选举，基层干部都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虽然在选举过程中仍然会受到一些宗族势力和传统积习的影响，但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乡村治理的变迁来看，乡村民主的实现实在是一种进步，比城市的治理还要进步，只是不过没有被完全推广开来而已。

在封建社会，乡村的农民受到阶级压迫比较深。乡村社会的自治不仅是对庞大的乡村最经济的、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也为王权与绅权和族权的结合、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划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并为封建国家的“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治状态常常被国家权力的入侵打破，或者因绅权过度膨胀而变异。农民在困苦之中常常走上揭竿而起的起义道路，社会也因此陷入动荡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权力的过度入侵和乡绅的“劣绅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乡村资源的无度吸取，农民陷入了困苦之中，进而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赋予农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力地位，但是，革命后的乡村又迅速形成了一种“集权式乡村动员机制”。很快，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兴起了，人们都吃大食堂，都要拼命吃饭，以至于有人因此而撑死了。干活的时候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就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不前。尤其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众生活的过度干预，对乡村资源的过度吸取，造成了农民严重不满和形形色色的抗拒，最终促成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破裂。

乡村政治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重新划定国家与社会、乡镇与村庄、政府与农民的权力边界，赋予农民和乡村以自治权，建构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乡村政治”管理体制。由此，通过民主的方式消除农民的不满，通过农民的自我管理实现乡村社会的管理，从而为乡村社会及国家的稳定奠定基础。伟大的意义在于废除了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建立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村政治体制，还能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村民们不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进乡村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以民主参与投票和管理的方式促进乡村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也就为农村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只是有关“民主选举”和“村民会议”、“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活动仍然不尽人意，有的很不规范，有的根本没有公开。而对于村委会人员的选举和任命，也只是县里某个单位派来人员，监督完成。到底精选的干部如何在下面运作，如何运用宗族的影响力获得职位，就不得而知了。城市的官员尚且有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运作，就更别提乡村的干部了。要看到乡村民主发展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要看到乡村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村里的主要劳动力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剩下老人和孩子，而一些土地也开始荒芜，那么，这样的民主选举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缺乏劳动力的乡村经济发展必然大大受限，而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即便受到剥削和压迫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很多乡村成了落后和贫穷的代名词。那么，城市化进程完成的时候，乡村已经大大脱离了城市，成了边缘化的自娱自乐的群体，也成了民主制度实践中被各种利益纠葛和操弄的地方。自主设计乡村建设目标很难实现，于是就有了县级单位统一设计，统一拨款，统一治理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如此一来，还有什么民主的讨论空间呢？要是说各级村委会自己报上建设项目，要造预算，还有一些民主的意味，而统一治理就有些城市权力干预农村的意味了。尤其是村里各种公路的建设，厕所改造项目等等，滋生了无数贪污腐败的村干部，那么，农村的民主政治真的实行开来了吗？

并没有完全实行开来，一些农村从选举开始，农村民主政治已经被各种利益群体绑架，并不断有暗箱操作的事情出现，有贿选的出现，有宗族势力的干预等等。即便有上级领导的监督，也不一定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利益产生。没有宗族势力的候选人很难选上村干部，要是被选上了也做不了主，当然也不可能干成什么“大事”。于是，一些农村仍然是由宗族势力控制的地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被宗族势力操控的徒具民主政治外形的一种选举制度，却并不是人们可以当家做主，说话算话的制度。那么，乡村治理也就变得马马虎虎起来。

涉及大的治理项目，还是由县里统一规划，统一完成。村干部只是负责督促，负责层层分包，和村民没什么大的关系。于是，村庄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被像家长一样的县里管着，也就没多大出息了。不过，面子工程还是要有的。县里的干部和村里的干部也都已经变得有钱了，加上他们手里的权力也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并非都由投票来解决问题。至于其他的干部，村干部直接指定，或者暗示人们选他的亲戚就行了，不费什么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