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词语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新的概念被创造出来用以描述新的思想。对于各种形式的历史研究来说，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给研习漫长的18世纪历史的学生们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其原因恰恰是从表面看来，那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非常相像，使得它很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然而，这种熟悉的感觉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有时我们用来回顾这个时期的概念和范畴，是很久之后才形成的，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种方法上的错误在术语上被称作时代错误。有时我们发现，一个熟悉的词语在过去被广泛使用，如“家族”、“民族”或者“革命”，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词语早已具有了今天的所有含义：这种错误在术语上被称作预期描述法。我们还会犯第三个普遍的错误，当我们根据想象出来的某种事物的结果来确认其本质特征的时候，我们会犯目的论的错误：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是橡树的话，汉诺威时代的社会则一定是橡树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观念形态自然会通过我们熟悉的概念表达出来。本书即是将旧制度从这些曲解中摆脱出来并使之变得陌生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许多人回顾漫长的18世纪，以探寻向现代性的过渡，或者在“我们失去的世界”因为他们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消亡之前，捕获它的一抹余晖。许多事情明显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表达变化的方式需要详加限定。即使在他们对“现代人”的赞美超过了对“古人”的赞美，对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和汉诺威王朝的英国在自然哲学、技术和商业扩张方面的成就大加赞颂的时候，18世纪的英国人也没有意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显然，“scientist”一词到1840年才被创造出来，“现代”科学知识和“传统”信仰之间的对立，同样是19世纪的一项创造。那些后来如此有影响的人为对立，绝大多数并未出现在漫长的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将“modernism”解释为“对古代和古典的风俗习惯的背离”；将“modern-ness”只解释为“新颖、新奇”。Modernity和modernisation是约翰逊的《词典》中两个没有的词：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约翰逊将ancients和moderns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统一体中的连续时期，没有用一道分水岭将它们彼此割裂开来。在本书涵盖的这一时期，“modern”的意思仍然是“最近的”，不是“改进的”，更不是“转变的”。

由于他们没有预感到分水岭的出现，这一时期的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旧制度之下。当然，旧制度这个词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系统阐述法国大革命的对立物，并没有被英语著述广泛采用，来描述英国社会的特征。然而，ancien的意思是“从前的”而不是“古老的”，且最初并不含有“落后于时代”的意思：旧制度这个词指的是法国在思想、技术和物质方面高度复杂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存在于大革命之前。英国从未经历过这样一场政治和社会大变动，英语中也从未有过一个得以如此流行的词汇。但是，英国改革者确实在构建这样一个概念的方向上做出了值得注意的努力，他们将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最后三十年描述为“衰败的旧制”；通过1828年至1835年左右的改革，他们确实在社会公共规范方面实现了重大的断裂；在其关于这些事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著述中，他们明确推动了这种看法的转变，从此以后不再将1832年以前的社会完全看作应受批判的社会。

因此，除了可以得出它的某些特点具有必然的一致、在这一相互联系被打破的同时这个社会制度也失去其思想统治权等史学观点以外，我们从使用“旧制度”这个词来描述英国漫长的18世纪这件事中得不出什么推论。在思想、技术和物质方面的复杂性上，1832年《改革法》通过次日早晨与法案通过前夜的英国毫无二致；但是，本书试图阐明这些年里（1660—1832）发生的变化，并由此将历史学的关注置于后来被政治学命名为“现代化”的进程的发明创造上。当然，我们应该清楚，这一阐释并不表示对任何简单意义的“现代化”观点的赞同：因为每种已有的社会体制在今天同样存在，在本质上没有哪一个比其他的“更年轻”。

语言与客观实在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赋予观念史优先地位的做法是审慎的。史学方法中弄错时代的错误是致命的，因为它重新整理过去的思想和观念的做法使得过去的行为莫名其妙，只能试图对现在的行为提出预见。人们总是指责史学家戴着一副墨镜来看待过去；对犯有时代错误的词汇的介绍，将使这样一副眼镜变成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