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只有把蕴藏于社会各种资源、各类组织、各个主体中的活力解放出来，前进才有能量与动力，改革才能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然而，现实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社会活力释放。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考验着各方的勇气和智慧。
让渡权力 不敢放权给社会的想法要不得
这是记者采访中遇到的一幕。
座谈会上，谈到向市场放权，大家认识高度一致。但谈到向社会放权，少数人对此还有些疑虑：放了权，影响稳定怎么办？更多的人则对此没有研究，放什么、如何放，无从谈起。
“思想决定行动。要做好社会治理这篇大文章，必须先从思想上实现真正转变，不可抱着‘只有政府才能管好社会’的思想不放。”山东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说。
社会学认为，社会组织由社会人构成，主要填补市场和政府双失灵造成的公共产品空缺。“政府要把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也应当把自己管不好但社会可以管理的领域让渡给社会，把社会还给社会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合力。”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苏建华说。
向社会放权，无论在国家还是省的层面，都已有具体举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即是一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世界性的基本社会政策工具。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山东省也已出台办法，自今年起，各级政府可以向社会力量购买6大类57款316项服务。
但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仍很有限，即使有了需求，承接购买的社会力量积极性也不高。“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投入不高，税收等优惠政策也少，在这两方面盼有更多扶持。同时，应建立一套严格的评委会制度，防止出现新的权力寻租。”济南市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孙成键说。
放权绝不仅限于此。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向我们诉苦：近来社区周边一条道路整修，一年内挖了填、填了又挖，折腾了三次，未有多大变化，居民出行不便，但对改造的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搞小区绿化，区里也没有征询居民意见，栽上树就走人，大伙不满，又到社区居委会质问。
类似事情并非偶发。对此，山东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说：“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互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沟通、协商，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力。”
“要通过向社会放权和转移职能，改变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单一主体状况。”李善峰说，但放权并不是放任。该由政府管的，一定要管好、管到位，不能推给市场、社会。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把社保、医疗、教育等与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建设优化提升。
走出“尴尬” 营造社会组织的“春天”
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两组数字。
2013年，省财政列支了200万元经费，扶持社会组织发展，而今年，这仅有的200万元也从财政预算中消失了。
目前全国有社会组织约51万个，山东省约3.9万个。相比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这个数量明显偏少。“在法国，每万人有100个社会组织。”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徐建国说。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能力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而山东社会组织量少体弱，其原因是创办难、扶持少、发展难。
之前，要想创办社会组织，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为这种“双重管理”限制，不少社会组织被挡在门外。2013年，这一限制被破除，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相当于从政策和制度上宣告双重管理制度终结。”徐建国说。
没了主管部门这个“婆家”的掣肘，社会组织的生长是否就可以如雨后春笋了呢？事实上，社会组织仍未走出尴尬艰难处境。一位民营企业主创办了家养老服务机构，顺利注册登记，但没有部门管，几位工作人员交不了养老保险；想带他们出国学习，没地方盖章开证明；招了个大学生，对方一听说评不了职称，第二天就走人了。
老问题仍然存在。某培训服务机构负责人张恺无奈地说，从创办伊始，各单位人员就上了门，消防的要检查、罚款，残联也来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明明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却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规定，这类社会组织企业所得税可减免，但减免条件和程度又弹性十足。
社会组织研究与评估专家、省创新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录宝判断，随着改革推进，社会组织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成为社会治理重要主体。但为社会组织营造好这个“春天”，还需更多改革。
社会组织具有公益属性，需要资金扶持。孙录宝告诉记者，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资金30％来自于政府资助，有的达45％甚至更高，而我国还相差甚远。在新加坡，非营利组织由政府赞助开始，每年经费一半由政府提供。在香港，政府则用官办民营方法，通过资助、拨款给非营利机构提供服务。
孙录宝提出，可借鉴北京、广东等地的经验，在省、市、区（县）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项目，安排社会组织专项资金扶持，以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为原则，培育孵化有发展潜力、社会急需的社会组织。
苏建华则认为，除了培育新的社会组织，还要改革现有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实现“两条腿走路”。
去行政化 社区回归自治难在哪？
这是记者调查中听说的一个故事。
74岁的曹文亮，家住济南盛福小区。这位退休10多年的老济南，不知道已住了3年的社区居委会在哪，更谈不上参加社区活动。现在，他的朋友圈子，是每天晨练的一些老人。他和居委会惟一的交集，是去年居委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老人可免费体检。
曹文亮的社区生活，绝不是个案。
居民自治本是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但实际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李善峰说，不少地方社区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政府发动、组织、安排的状态。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居民，仍游离在社区活动之外，参与度不高。多数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还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作为社区自治的居委会，与民众关系反而疏远。
山东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一个小小的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多达19大类120多项，其中80％不属于居委会自我管理职责范围。许多行政管理工作变相下放甚至无条件摊派到居委会，居委会几名有限的工作人员，为替政府部门跑腿、填表、发钱、收费疲于奔命。
济南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陈叶翠说，许多居委会基本上是忙于做行政性工作，影响了自治功能发挥。由于现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仍是财政拨款，在不少居委会主任看来，就是“拿政府的钱，为政府办事”，甚至一些居委会主任有了“官气”。
社区自治，要把“官”请出去，把社工请进来。但山东省从事社区工作的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多数人在年龄和素质上都难以胜任新时期社区建设要求。
陈叶翠所在的社区，是济南最早引进专业社工的。“我们通过购买服务和岗位的方式，2006年起引进了两家社工组织——山泉社工、基爱社工，7名社工都是专业大学生。在他们的努力下，社区现在的各类活动团队有14支，小区活动一下活起来了。”
但这样的专业社工，全省至2012年底才3000人。诸城是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领先的地方，该市东枳沟社区党委书记吴启光说，社区6000多口人，大大小小的事就靠党委8名成员，每天焦头烂额。至于专业社工，他还没听说过。
其实，山东省部分地市曾面向社会招聘过一批专职社区工作助理，并从政府部门向社区派遣了协管员，但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李善峰分析，目前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很难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落实社区工作者待遇，完善社区工作专业体系，拓宽社区工作者后备队伍，十分必要。
郑贵斌认为，社区自治重点还是理顺政府与社区的指导与协调、服务与监督的关系，重构社区权责体系，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追求社区自治还是培育社会组织，无论是让渡社会权力还是购买社会服务，目的就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惟有社会活力迸发，惟有市场活力迸发，政府、社会、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而非“主仆关系”，我们的改革才能寻求到“最大公约数”。（记者 张国栋 娄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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