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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谈地铁微博事件 社会对女性强势发声不适应

学者谈地铁微博事件 社会对女性强势发声不适应图片由微博网友提供6月24日,两位蒙面女孩出现在上海地铁2号线,她们手持“要清凉不要色狼”以及“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语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_女性社会规范_女性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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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微博网友提供

6月24日,两位蒙面女孩出现在上海地铁2号线,她们手持“要清凉不要色狼”以及“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语,在上海地铁2号线的车厢内进行了无声的反对性骚扰的行为艺术。这是为了抗议前些日子“上海地铁二运”官方微博上的一条信息,该微博配发了一张着后背透视装女孩的照片并以“穿成这样,不被性骚扰才怪”“女孩请自重”等文字提醒女性要注意车厢性骚扰,但却受到了一些女性网友的强烈质疑。反对者认为,地铁官方微博的提示方式背后的逻辑是对女性的歧视:就因为你穿成这样,所以才被性骚扰。这是一种谴责受害者的诡辩,从而变相纵容了性骚扰施加者。

要求“衣着得体”的另一面

一些网民认为,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衣着得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女性衣着暴露容易引发男性性欲望而产生性骚扰现象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提醒是善意的。

让我们来剖析这种“善意”的逻辑呈现:女人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你有义务看管好它(但没有权利自由支配它),它不受除了你丈夫或者未来丈夫以外的其他人的占有。今天,当我们再次看到有网友发出“你有一百万拿出来炫富,结果被人抢劫,你难道没有责任吗”这样的责难时,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比喻无疑已将女性的身体与财物相提并论,无视女性人格存在而强调“看管”义务的逻辑。

关于女性“得体”的评价,实在不是一个新鲜的要求: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话语下,女性身体的审美权及其标准,却从来不由女性说了算,一套所谓女性的得体着装的标准,实在是男性眼光下被审视的产物。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对自己的着装是没有自主权的,从来就没有。

在地铁官方微博发出提醒的话语面前,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女性显然感受到了这种强烈挤压:女性着装的得体与否直接与其遭受性别暴力挂钩,而衣着,再次变成性别政治的一部分。所谓“得体”,根本就是男权社会的“体统”。实际上这样的逻辑不是今天的上海才有:在古代,遭遇强奸的女子要被处死,或者自杀;在世界上的某些保守地区,失贞的女子要被乱石掷死……这种文化暴力的逻辑在于:女人,你不是自己身体的所有者,而仅仅是在替某些男人看管好你的身体;因此,当你的身体受到侵害,那么责任在你这个看管者,而不在那个施暴者……如此说来,不仅施暴者的罪责得以成功逃脱,更让受害者自我检讨,内化这种暴力逻辑,从而成为他者的奴隶。

以“保护”为姿态的限制

不少网民认为,“女人穿着暴露,男人当然有性冲动,当然就容易引发性骚扰”,“你穿着暴露也构成对我的骚扰”,因此,地铁官方微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性骚扰的伤害。然而我们看到,这种“保护”的姿态恰恰是对女性进行限制的某种方式。

逻辑的另一面是,当人们认为女性穿着暴露必然会引发男性骚扰的适合,也恰恰是将男性视为了性的奴隶:仿佛所有男性在遇到穿着暴露的女性时都性欲无法自持。这实际上也是传统性别文化的一部分:男性的性欲旺盛是被鼓励的,而且是被鼓励成不需要节制的。甚至有网友说,“面对穿着暴露的女性,如果我不骚扰,那我就不正常了。”这样的性别话语对那部分没有“强奸冲动”的男性同样造成了压迫。以性别暴力为核心的强奸文化成为男性气质的一部分而被固化。

当文化将男性描述成性欲不可自持的攻击者的时候,怎样才能“保护”女性?你穿着暴露,我说你是在勾引男人;你穿着保守,我说你是在装纯情、假扮正经;你长得漂亮,我说你天生是个狐狸精;你长得难看,我说你天生没男人要……

而对女性衣着的限制不仅仅是出于“保护”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特别方便地规训女人的身体、姿态、意识和表达。作为一个看管者,你必须亦步亦趋地谨言慎行,履行好看管的义务即可;至于它的感觉是否被照顾,它是否舒服,都无关紧要。所以,当上海地铁里女孩说出“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时候,“看管”义务遭到了震动,受惊吓的“得体主义”发出“成何体统”的怒吼,试图吓阻这场自主的身体演绎,但可惜的是,文化的撼动已经悄然发生。

女性主义者的行动倡导

自然有人会质疑这种“行为艺术”方式的不够温和与循循善诱。然而自今年以来,一系列性别议题的发酵及引起的社会关注无不与这种行动倡导的方式有关。

从年初广州女权主义者发起的“占领男厕所”行动来呼吁公共设施的性别平等;到前些日子某女大学生自发向世界500强驻华机构写信,倡导职场用工性别平等;到不久前南京志愿者自发前往家暴实施者李阳的授课现场非暴力抗议,宣传反家暴行动……这样的行动也不仅仅是行动而已,在“占领男厕所”行动之后,广州市政府已经出台了关于男女厕所建造的比例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平等的诉求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种变化与“社会”发育机制有着很大的联系。近年来,“社会”作为独立于经济和政治元素的第三个主体被进一步培育、激发和独立出来,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新社会组织的诞生,有了“社会人”的新的诉求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人可以独立于政治意识及经济作为而存在,可以以实现自我价值及生命理想为诉求而结合于各种社会体,可以结合成更多同质社区,参与多元的社会建设……同质社区与异质交锋更交错着多重倡导的途径,使得多元价值观的涤荡成为进一步发酵的可能。

在性别平等的倡导议题上,青年一代性别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再满足于向单位和妇女组织求助的层面,也不仅停留在通过法定机制开展立法动议,在她们看来,更加直接地影响性别平等的方式就是跻身公共空间,从文化层面入手,利用互联网争夺话语权,用行动演绎的方式进行突围。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倡导方式具有更强的文化震动效应,这从事件发声后见诸媒体和网络的多元表达及广泛争议中就可见一斑。与以往的温和诉求得来的一片“政治正确”的鼓掌声不同,其文化空间中有着强烈的挤压效应:社会对这种女性“咄咄逼人”的强势发声表现出不适应的状态,一些网民甚至形容这样的倡导方式为“极端女权主义”的表达,认为她们与男性为敌,甚至接近“变态”。这种反应恰恰体现了,虽然人们长期受到传统性别文化教化而形成一套性别规则体系在短时间内难以撼动,但这种公共空间的话语抢夺对于文化改造的震撼效力比以往一切温和的诉求都强烈得多。

对于这种表达方式,与其指责她们“不够温柔”(而这种不够温柔的指责无疑也是暗合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气质的形塑),不如延展性地看到她们追求性别平等的勇气和智慧。当然,行动倡导未必每次都有立竿见影的改变成效,但行动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及其对媒体的吸引,包括后续的讨论无疑是性别议题在媒体等公共空间的占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又一次“性别扫盲”。 (作者系上海市妇联干部 朱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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