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里斯本，约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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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是经济史领域里非常重要的话题之一，其主要关注的是欧亚大陆之间的分野，但这一观点掩盖了在欧洲内部也同样存在分流的现象。van Zanden（2009）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一书中提出欧洲内部即北海地区（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和西欧其他地区（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文中统称为西南欧国家）之间也存在“小分流”。

那么，如何解释“小分流”呢？有一支重要的文献（女性力量（Girl Power）假说文献）认为，性别歧视是西南欧国家与西北欧国家收入长期存在差异（即“小分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Palma等（2023）的论文使用葡萄牙1300-1900年的长时段数据证明，性别歧视并不能解释西欧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

历史背景

首先看一下葡萄牙长期的经济表现。如图1所示，1500年以来，其人均GDP表现相对较好，并一直持续到1750年代。然后，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开始出现了，这种低水平的表现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为什么葡萄牙的衰退会发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不可能完全是由于帝国的衰落，因为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洲际贸易正处于高峰期（Costa等人，2015年）。

图1 葡萄牙1527-1850年的人均GDP和人口

自Hajnal（1965）以来，大量的文献认为，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婚姻模式（简称EMP）在西欧就形成了，其主要特征是：一夫一妻制、女性晚婚晚育且孩子少、同时女性在家庭财产权中拥有权力以及拥有继承权（EMP在欧洲的影响挺大的，有兴趣的可以详见“量化历史研究”第 365和368篇推送“欧洲的婚姻模式能够解释经济增长吗？”“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放牧？欧洲晚婚模式的经济根源”）。即女性的地位较高，这也意味着女性在生育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相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话语权，也即性别歧视不严重。

van Zanden及其合作者认为，EMP并不适用于西南欧，至少没有达到与荷兰和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程度。根据“女性力量”假说，EMP在西南欧无法观察到，这一事实对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生育选择产生了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解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经济增长最终未能起飞的社会规范原因。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衡量葡萄牙1300-1900年的性别歧视

一个前提是，在需要体力的工作中，女性的收入大体上是男性的三分之二。这主要是因为生理学研究表明，女性的体力平均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Rasch，1990；Burnette，2008），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到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不意味着歧视。

首先比较日工资。对日工资的讨论，作者重点关注非技术工人，观察由同一雇主为相同的任务支付给女性和男性的工资。为确保可比性，作者考虑以下情况。农业部门：收获谷物、葡萄和橄榄；除草；搬运葡萄、水、粪便、木材或灰烬的篮子或桶等。图2显示了1350-1910年非技术工人的性别工资差距：在相同的雇主那里从事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工资是男性的三分之二到百分之八十，且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保持稳定。

因此，数据中没有发现歧视的证据。服务部门的系统性数据较少，但它表明工资差距比农业部门小。例如，在科英布拉，在1790年至1797年间，仆人的工资差距只有0.8（Lopes，2012）；在1886-1892年期间，宫廷仆人的情况几乎在一个世纪后仍是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初（1900-1907年），女性和男性在这些工作上赚取了相似的工资。与农业工作相比，服务工作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

图2 性别工资差距（非技术工人）：日工资，1350-1910年

其次是年工资。从非技术工人的情况开始，重点关注护士，这是唯一可以系统地获得男女工资的职业。在护士的案例中，作者除了收集货币工资的价值，还增加了实物补偿的货币价值，如食物、衣服和住宿。图3显示，女性的工资约为男性的三分之二，日薪和年薪的非技术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图3 护士性别工资差距：年工资，1515-1775年

定量比较的证据

上文中的数据表明，葡萄牙虽然存在性别歧视，但是歧视的程度比较小，即使是和西欧国家相比也是如此，这部分提供了和西欧国家比较的证据。图4显示了非技术工人的性别工资差距（日工资），包括服务业和农业的数据。结果显示，葡萄牙——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妇女不比其他国家的妇女受到了更多的歧视。图4还表明，欧洲南部的妇女面临的工资差距比瑞典或丹麦（这两个是西北欧国家）更低。它还显示，西南欧的性别差距没有任何趋势，与英格兰不同，其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图4 不同国家性别工资差异比较

作者还进一步使用年工资数据与英格兰的工人进行比较，图5证实了以前的发现：葡萄牙的情况与英格兰的情况相似。随着18世纪的工业化进程，英格兰妇女与男性的工资比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导致对传统女性职业的技术替代（Horrell和Humphries，1995，1997；Humphries和Weisdorf，2015），而葡萄牙的工业化延迟可能是造成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观察到的与英格兰相比较小的工资差距的原因。

最后，“女性力量”文献认为，社会规范决定了西南欧地区国家的妇女薪酬，在这里，妇女的工资固定在男性工资的一半，且并不像西北欧那样随市场活动而变化（de Moor和van Zanden，2010；van Zanden等人，2019）。但作者的结果表明（详见论文原文中图9），在西南欧，女性的报酬并没有固定为男性工资的一半，而是随时间变化，这显然和“女性力量”文献的结论不相符。

图5 葡萄牙和英格兰工人年工资性别差距比较

进一步的比较证据

在前面的章节中，作者研究了葡萄牙以及其他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以评估妇女受歧视的程度，结果发现，尽管她们不被允许从事男性的所有工作，但葡萄牙的妇女并不比北海地区的妇女更受歧视。根据“女性力量”文献的观点，欧洲南部的妇女比北部的妇女更早结婚，所以EMP只在后者的地区发展（de Moor和van Zanden，2010）。

通过对包含成千上万教区记录的二手资料的广泛调查，作者发现，葡萄牙的女性结婚也较晚。论文原文中表3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0多岁，男性为20多岁，这与西北欧相似。且未婚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很高，这也与西北欧洲的标准没有区别（Rodrigues，2008）。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全国的独身率也在10%以上，加利西亚的独身率为20%（Casey，1999）。在附录F中，作者还表明，妇女继承父母财富的程度与她们的男性兄弟姐妹相同。她们在市场上的参与度也不低，婚姻并不是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而且在丧偶时，她们可以成为一家之主，其程度与西欧其他地方相同。

结 论

作者使用长时段的数据发现，葡萄牙的妇女并没有比西欧其他地方更受歧视，同时作者还发现，葡萄牙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或财产权并不比西北欧其他国家弱。在继承惯例和婚姻模式上，西南欧的情况和西北欧国家也非常类似。虽然，许多文献认为西北欧的女性话语权相较亚洲地区更高是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一假说并不足以解释西南欧和西北欧国家之间的分野。因此，经济和政治的解释可能对理解西欧内部的分化更有希望，这也是本文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