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人运动

很显然，英国工人在这种状况下决不会感到幸福；处于这种境况，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思想、感觉和生活。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状况，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那样，必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此外，资产者把工人当做物品和财产来对待。无数例子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人的尊严。工人由于没有受到过像资产阶级那样的教育（这种教育使资产者充满了利己主义，受利己心支配，追求金钱），而且被爱尔兰人各种优秀品质所感染，他们充满热情，能够强烈反抗有产者的暴政。

既然工人必须而且能够反抗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他们反抗会全力以赴。尽管会有粗暴和野蛮之处，但是英国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而且资产阶级是伪善地打着和平博爱的幌子进行这场战争，使用各种阴险手段暗地里对付工人。因此工人所采取的这种强悍的敌对行动不过是资产阶级那种手段的公开表现。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并且经过了不同阶段。这些阶段的意义暂且不谈，只谈一些事实以说明无产阶级的状况。首先，反抗的第一种形式是犯罪，例如偷窃。这时最早、最原始、最没有效果的反抗形式。工人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劳动，却过着贫苦的生活，这不合理，他不尊重私有财产，于是偷窃。但是，他很快发现这种做法无益，因为罪犯只是只身一人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社会却以全部权力来压倒他。盗窃本身也无教养和自觉，不会成为工人舆论的一般表现形式。工人阶级在工业运动初期就第一次反抗了资产阶级，发生了很多捣毁工厂、砸碎机器的起义。但它是零散的、局限于一定区域，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工人达到了目的，放下了武器以后，社会权力就会报复，而机器还是采用了。工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即1824年，资产阶级议会通过了允许工人结社的法律，工人可以自由结社了。工人过去固然也有秘密工会，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例如，工会和联合会组织的几次罢工和总罢工。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联合会的发展。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后，工会很快遍布全英国而变得强大。所有劳动部门都有这样的协会，即工联，公开宣称保护工人权益，集体和雇主谈判规定工资水平，适当时调整工资，还想尽办法维持工人的工资水平。他们还援助失业工人，帮助找工作。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收取会费并监督开支，使其符合联合会的目的。个别地区的工会还试图合并为一个联合会，并举行代表大会，人们甚至还尝试建立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

这些工会为了达成目的，通常会使用一定的手段。例如，如果一些业主拒绝支付联合会所规定的工资，就会采用合法手段，即先警告，警告无果则罢工。但是，有些工人没有加入联合会，或为了资产者所许诺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联合会，那么这些合法手段就起不了作用。尤其是局部罢工时，厂主就会雇佣这些工贼，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所有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工会在所有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工会对比较微小的、个别起作用的原因来说是强有力的。正因为有了工人集中的、大量的反抗，工厂主才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压低工资到最低限度。工人的反抗和竞争使工厂主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所顾忌。但是，对左右劳动市场的重大原因，工会就无能为力，例如商业危机和劳动力需求增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罢工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反抗这种降低的必要性本身，工人必须宣布他们是人，不应该让他们顺从环境，而应该让环境适应他们，适应人；工人的沉默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环境，承认资产阶级在繁荣时对工人的剥削和在萧条时让工人饿死的权利。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工人用行动抗议，讲求实际，不像德国理论家那样，只是把他们的抗议书记录在案，然后就什么都不做，抗议书也永远沉睡在那里。英国工人的积极抗议是有用的，限制了资产阶级的金钱欲，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活动保持生机；同时，这种抗议也促使工人意识到，除了工会和罢工，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才能粉碎资产阶级统治。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这是其意义所在。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建议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不同工人的对立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所以才有工会、罢工。工会、罢工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命脉，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把它们看得这样危险。这是工人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一旦工人之间停止竞争，下定决心不让资产阶级剥削自己，财产王国的末日就要来临。//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即劳动市场上的偶然情况决定，仅仅是由于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自己时，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作为具有劳动力和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国民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结了。工人在消灭彼此的竞争后要继续前进（否则工资规律会再次起作用，一切竞争恢复），直到彻底消灭竞争。工人已经逐渐懂得竞争对他们自己的害处。

工会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在群情激愤时，工会中发生了极端的个别行动，即一系列伤害、杀人、纵火等犯罪事件，而且是连续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工人处于对雇主的痛恨而做出来的。英国在繁荣时期都爆发了社会战争。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在一些事件的审判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秘密联合会的力量。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那部分，非常反对工会，设法向工人证明工会无用。他们的理由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正因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且不会影响工人的理性。资产阶级的这种热心证明这件事和他们的利益相关。工会使得资产者受到损失，这对工人有利。工人和资产者确实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中。尤尔博士这位资产者对工会极为恼怒，攻击它们。他在《工厂哲学》中还说，各行业的工人的反抗，使得工厂主不得不想办法，让机器制造厂发明出相应的新机器，恢复秩序。其他资产者也向工会发泄愤怒。他们不能理解这一切工人的运动，是由于资产阶级剥夺了一些人的工作，这些人才成为鼓动工人反叛的工会代理人。

英国频繁地发生罢工，由于降低工资或恶劣制度等各种原因。不过，这些是前哨，是小冲突，它们虽然决定不了什么，但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已经迫近。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工人组成联合会，用罢工抗议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人在罢工中展现出独特的勇敢，不比其他国家的工人差。法国人用政治方式同社会弊端作斗争（如起义以建立共和国），英国人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不同政府而直接同资产阶级斗争（即罢工，这暂时用和平方式才能生效）。罢工需要面临贫困和饥饿等很大困难，英国工人在这里显示出顽强而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工人是资产阶级逼迫下才罢工，另一方面是工人还不明确罢工的目的，意见不一致。而一旦有了明确的目的，英国工人也会用革命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谈一谈英国人怎么神圣地看待法律的。法律是资产者的创造物，用来保护其利益。法律的神圣性，以及一部分人按其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其他人消极接受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社会地位的强有力的支柱。资产者把法律看作自己的化身，正如他把自己的上帝看作自己的化身一样，所以他认为法律是神圣的，警察手中的棍子能够安抚他们。工人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不到万不得已工人不会诉诸法律。不过这不意味着工人怕警察，警察在罢工中占上风，还是工人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的缘故。

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至少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种法律是人民宪章，她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改组下院（纯粹政治性的建议）。宪章运动是工人普遍自觉斗争的基础（罢工是不自觉的、分散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参与其中，向资产阶级的政权和法律进攻。

宪章运动原是工人的激进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联合起来，宪章派原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激进派”政党，与自由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寡头政治。后来，随着宪章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认识到工人不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动，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的地位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们反对使用“物质力量”，而只想通过“道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与无产阶级决裂。资产阶级分子随后完全退出了宪章运动，工人继续走下去。

在自由资产阶级分子退出宪章派后，宪章运动就成了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工人的事业。原属宪章派的激进资产阶级后来完全站在自由党人的立场上，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支配。他们想要解决的谷物法问题，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相反，宪章派工人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自由竞争使工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工人提出的要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侵害、废除新济贫法、工资合理、保证地位等和之前的“宪章六条要求”一样，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这是宪章运动的基本内容。工人不愿意过问有关自由竞争、废除谷物法的事情，对废除谷物法的拥护者极端愤恨。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宪章运动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因为资产者不能理解无产阶级。

宪章运动的民主和迄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运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激进派把要求政治权利的“六条”看作一切，无产者则认为这是手段，社会幸福才是目的，简单来说就是饭碗问题。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阶段，很多措施表面上还带有反动的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提出的措施要么消灭竞争，要么重新屈服于竞争的威力；另一方面，由于宪章运动脱离政治的状况，它的那些由社会本质决定的、独有的特征会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接近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危机会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办法。工人必然实现自己的宪章，但他们还要弄清通过宪章所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整个革命措施）。

同时，社会主义的鼓动也在进行。在这里只谈英国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建立移民区，以实行财产公有，建立理性政府等等，这是实践方面的建议。创始人是欧文。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他们承认现存的社会关系具有合理性，不管其多么坏，因为他们除了争取公众信任外，对改变现存关系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他们的原则如此抽象，如果保持现在的形式，永远也不能争取公众信任。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他们虽然了解工人为什么反对资产者，却认为愤怒这种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手段没有什么用处，为此他们宣扬对英国现状更加没有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个的人在内，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太形而上学了，不可能有所作为。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领袖那里发展起来，不久就会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主义也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最坚决的表现（这种宗教信仰只能使工人变得软弱，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对资产阶级俯首帖耳）。

这样，工人运动就分裂为宪章派和社会主义两个派别。前者虽然发展水平低，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后者能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来自于资产阶级，不能和工人运动融合在一起。只有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再现，才能使工人阶级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将继续发展。

工会会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这些工人派别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学校的教育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几乎都是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在类似设施中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国民经济学的说教。那里的一切是教人俯首帖耳，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宗教。工人肯定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工人很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这些教育不掺杂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伎俩。他们努力学习各种自然科学、美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知识。资产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们惧怕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而无产者则兴致勃勃、富有成效地研究它们。社会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许多事情。他们翻译和传播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以及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等等。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超越边沁，向前发展。无产者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献。

还要指出一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例如，工厂工人就是工人运动和核心。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