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国内普遍将西文feudal、feudalism与中文“封建”对译，实属不妥。最初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包括严复在内)并不这样做，严复译feudalism为“拂特制”。20世纪受西方古典进化论的影响，将西欧feudalism抽象化，按照西欧的模式解读中国和世界，据此严复首先将feudalism与“封建”对译，从此西欧和中国有了相同的“封建社会”。本文从学术史，特别是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方面，阐明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

关键词：封建；封建主义；西欧；中国；中古时期

“封建”、“封建主义”等词汇在当今中国可谓俯拾地芥：将秦代至清代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将帝王称为封建帝王，制度当然也是封建制度。“封建”话语不仅流行于学界，而且深入坊间，迷信是封建迷信，包办婚姻是封建婚姻，个人崇拜是封建遗毒等。另一方面，在欧洲，“封建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只经过几百年就长出近代文明，故西方学者至今仍在回顾和反思他们中世纪的价值，反思中世纪与近代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

问题是，封建主义概念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可以涵括中西的封建主义？不论要深入认识西欧与中国的过去，还是要进行中西历史比较，该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此外，从基础教育和对外交流角度讲，也需要将“封建”概念明晰化和规范化。

先从中国方面说起。

一、“封建主义”概念在中国之由来

中国古代的“封建”实为“封土建制”、“封邦建国”的简称。大规模“封建”的事实发生在西周建国初年。灭掉“大邑商”后，地处西陲的周族如何统治这幅员广阔的土地，于是分封制度应运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让王族的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以此为依托控制各个地区，从而形成拱卫宗周的态势。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统治权。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诸侯国必须服从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兵役。显然，先秦的“封建”有两重要义：其一，在形式上建立武装据点，解决幅员辽阔的国土（即家族）安全问题，防卫目标主要是异姓种族：其二，封国的原则是血缘关系，目的在于维护王族一姓的统治。司马迁称其为“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所谓“亲亲建国”。

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步瓦解，秦统一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很少使用；倒是秦汉以后，有郡县制作为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突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从秦汉以来迄未停止，分封制也迟迟未绝迹，只是渐行渐远，不再占据主流。“封建”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魏晋以降，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沿用“封建”之名。宋元时代，李昉等辑《太平御览》设“封建部”五卷。继之，马端临写《文献通考》设“封建考”十八卷，一方面把“封建”从西周追溯到黄帝时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汉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后者可称为“转义的封建”。总之，无论西周封建还是后来转义的封建，一直到清末，人们对“封建”一词的理解没有多少变化，如果说有所变化，那就是后来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甚至清末民初关于联邦制还是联省自治的辩论．仍然在体制的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但无论如何，此时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无关，国人多数还不知西欧庄园或“庄园制”为何物，知者也不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因而与之相联系。

所以，最初的汉学家从不将中文“封建”译为feudalism。例如，19世纪英国汉学家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经书，遇有“封建”字眼，从不译为feudalism，如《左传》中“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译为：raised the relatives of the royal House to the rule of States，that they might act as fences and screens to Zhou（大意是：让王族的亲戚去统治诸侯国，以此作为周的屏障）。又如《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左传》中“莫如兄弟，故封建之”；以及“封建亲戚”、“封建兄弟”等都作了类似的译文处理。李雅各等都是从本义上译介中文“封建”一词，即抓住王族血缘亲属建立诸侯国的本质。显然，依西人的眼光，中国西周的“封邦建国”与西欧中世纪普遍推行庄园制基础上的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中国学者最初也没有将二者简单对译。严复首次将feudalism译为中文。1901年，严复的重要译著《原富》（亚当·斯密著。现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在这部译著中，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大概严复发现西欧的feudalism对中国历史而言是陌生的，没有一个适当的中国词汇与之相应，于是取音译。严复在按语中明确说明自己对“拂特之制”的理解：“顾分土因而分民，于是乎有拂特之俗……一国之地．分几拂特，分各有主，齐民受理其中而耕其地，则于主人有应尽之职役，而莫大于出甲兵，应调发之一事。用拂特之制，民往往知有主而不必知有王。故地大民众者，王力不足以御临之也”。可见严复对西欧庄园制有一定观察深度，认为西欧拂特制（feudalism）与中国古典“封建”不同，所以说出“其建国本始之事如此，非必有锡土胙茅之事如中国也”。1903年6月，严复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对书中的feudalism仍取“拂特”之音译。

问题出在严复不久后发表的另一部译著《社会通诠》上。严复是带着急迫的心情来翻译这本书的，爱德华·詹克斯的《社会通诠》（E．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原书出版于1900年，而严复翻译并将其出版是1904年。在这部书里，他第一次将feudalism译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从而将西欧的feudalism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对应起来，后者不仅包括先秦时代，也包括秦代至清代。不仅是译文的改变，受西方思潮和话语的冲击，严复的思想也在激烈的震荡中。从该译著的序言中可知．严复深受詹克斯社会演进图式的影响。詹克斯提出人类社会进化三阶段：即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国家社会。在詹克斯看来，这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普遍过程，也是每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进化序列，如同天有四季，人有童年、少年、壮年一样。“封建于社会天演为何阶级”（即“阶段”——引者注）？严复自问自答道：“拂特封建制”乃为宗法社会与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显然，詹克斯将feudalism看作是西欧的，也是世界的，其他民族都要经历的。这本是说西欧feudalism有普遍性，可是一旦严复将其译为“封建”，中文“封建”一词也有了普遍性，语义学上的奇妙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严复全盘接受了詹克斯关于社会发展有机体的观念，他在译文中加入大段的按语赞赏有加，并依此联系和划分中国历史，他说，“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后，“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令严复踌躇不已，由于陷入詹克斯的进化图式中不能自拔，只得认定“秦以至于今”也为“封建时代”。这样一来，中西封建社会长短差异之巨，即使按詹克斯的观点也令人费解。中国的“封建社会”，“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而起于中国唐宋间英法诸国的封建时代不过千年，“何进之锐耶”？严复百思不得其解，虽以“乃事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自慰，可仍然难以掩饰其深深的迷惑：“然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中西今日不同的利弊后果太明显了）！译述之际，不知多少次“掷管太息”，“绕室疾走”！严复渴求新知，却又不能自圆其说的痛苦状态，跃然纸上！

严复的痛苦，乃似是而非的痛苦；更确切说，是削足适履的痛苦！遗憾的是，严复的痛苦很少被后人知晓，而他利用舶来的社会演进图式分解中国历史，并以“封建”对译feudalism的做法却被其后的中国学者普遍接受。20世纪初叶前后，严复的这种思想倾向并非孤立。例如，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提出中国与欧洲的国体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从中明显透出了詹克斯式的社会演进图式。这样的观念对于打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有进步意义，但倘若变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去套各国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则势必破绽百出。梁氏推断说，中国西周和希腊的国体相同点最多，都是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云云。今天看来这样的判断颇为牵强，可见一旦陷入流行而又僵化的社会演进图式，即使梁启超那样的智慧都要大打折扣。又例如，20世纪初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人类总是由渔猎社会进入游牧社会，再由游牧社会进入耕稼社会。进入耕稼社会以后，又普遍实行宗法制、封建之制：“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夏曾佑的这一表述，与詹克斯“图腾—宗法—封建—近代国家”的社会进化图式如出一辙，可见那时中国学界受其影响之深。

为了进一步说明当时社会思潮及历史背景，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主题，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内涵与影响。

当达尔文穿行于太平洋的岛屿观察自然界的物种变化时，大概根本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社会学家运用他的自然界理论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这就是赫胥黎和斯宾塞所提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就历史观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历史发展的单线性。几乎与此同时，出现人类学进化论。人类学进化论有两种：一种是古典进化论，另一种是新进化论。古典进化论或称“单线进化论”（lineal evolutionism）、“直线进化论”等，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历史上的人》，最早提出进化论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随后，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人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了进化学派。虽然他们所论述的范围和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认为文化是由低而高、由简而繁的进化过程，并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沿着同一条路线直线发展，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相同的阶段。例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欧洲各民族文化放在最顶端，把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文化放在最下端，再把世界各民族文化依其高低和繁简安排在两个极端之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把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分为低、中、高三个子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古典进化理论在西方学界占主导地位，其后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当20世纪初叶前后传入中国时，在西方已是强弩之末，以后古典进化论逐渐被新进化论代替，后者的重要主张之一是多线进化论（multilineal evolution）。这是后话了。

如果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有所了解和体悟的话，我们对严复等人就多了几分理解与宽容。国人初次接触西方思潮，不善识别或食洋不化总是难免的。在社会进化图式不可颠覆的大背景下，严复将feudalism与“封建”对译，相当于将西欧中世纪与中国传统社会等同划一，对后者的认识与描述，仅是借用中文“封建”一词的外壳，实际上将中国的历史纳入西方的模式，按照西欧的逻辑进行演绎，并且标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显然，20世纪初叶以来，“封建”一词在中国文字和口语上空前高频率的出现，不是中国传统话语的简单延续，而是另有一番缘由与内容，确切说，“封建”已经不是先秦“封邦建国”的简称，也不是后来“封爵而不治民”转义的封建制，而是随西语feudalism而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进入近代国家前必须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从而为以后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流行打下伏笔。

如果严复当时还有几分踌躇和迟疑的话，严复的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假思索，认为每个民族，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经历西欧那样的“封建社会”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到50—70年代中国历史社会形态划分的讨论，关于“封建社会”，不是有无问题，而是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什么时候形成，什么时候崩溃？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蒋伯潜、蒋祖怡的《经与经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仍然坚持“封建”是中国西周时代的特定概念，不能混同于西欧的feudalism，也不足以概括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陈寅恪的文集，未发现他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40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其中“西周的封建社会”一章，把西周“封建社会的要素”说得一清二楚，旋即作结道：“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中也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他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侯外庐写于40年代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得更尖锐，他说两者相混（指先秦封建制与秦汉以后的制度相混——引者注），是“语乱天下”。不过，他们的意见不占据主流，而且声音越来越微弱。

至此，问题可归结为：在前近代人类社会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图式，是否可以用一个概念表述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性质与特征？进一步而言，以往译为“封建制度”的西欧的Feudal System是否可以涵盖中国？笔者拟采用历史方法来解决和回答问题，因此首先还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