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历经近550年。它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分界，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

春秋时期，诸侯兼并，以大吃小，是一部诸侯争霸历史，华夏控制区内，由周初分封的几百个诸侯，经历约300年兼并历程，减少到7大诸侯以及依附各大诸侯周边的十余个小诸侯。

而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统一进程加速，各大诸侯之间争斗愈发激烈，最终以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为终结。历经华夏政治制度由分封制向大一统的全面郡县制的重大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族成立之后第一次出现的、也是至今为止最长的一次长期分裂混战时期。后世有人描述华夏历史循环规律，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63]。基本就以此开始。

春秋战国历经以此五百余年的超长内战，其成因笔者从三个方面着重讨论：一是主要原因：生产力发展；二是分封制的内在负面因素导致的；三是讨论法统与孝道

生产力发展：

我们看到从华族农耕文化到之后发达的良渚文明，进而使华夏族以当时人类最高生产力水平，成功应对了世纪大洪水。其后到商朝，青铜的大规模应用，到周，铁器开始大规模进入军事、生产、生活等等领域。华夏族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保证了对外军事斗争的优势（比如商朝著名的女将领妇好对鬼方等部落的征伐），实际控制领土不断扩张，同时在华夏族群内部，大量先进工具及技术进入生产生活领域，导致能生产出承载更多人口的社会财富。因此生产力进步在导致华夏族的人口、领土都大幅增加。今人有人推算，春秋战国，华夏诸国人口合计大致在2000万～3500万左右。人口的增加直接意味着华夏本族可以将更多的土地纳入直接控制领土中。同时到了西周末期，跟华夏族对抗千年的东方东夷部族，长江中游的南蛮部族，已经大量融入华夏族之中。

华夏族到西周末期，基本将今天中华最精华的、当时最适宜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大部收于囊中。华夏北至辽河流域，南到长江以南，东到 海岸线，北到甘肃东南部，这其间大量地区，历经夏商周三朝经营，随着主要土著族群已经与华夏族大量融合，在整个统治区内，华夏族直接控制力度大幅增加。

而铁器大量应用，农耕生产力大幅提升，不仅导致耕地总量及农作物产量快速增加，人力的价值不断提升，更促使私田逐渐泛滥，逐步冲垮了井田制。维护原有贵族体制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动摇。这些结果，客观使得大量诸侯及贵族消亡，以及单个政治实体的理论有效控制范围大幅增加得以可能。周初几百个封国，到了西周末期，生产力发展已经导致不需要那么多政治实体来对相关领土实施有效治理，单个诸侯国可以比以往控制更广大领土及人口，这才是诸侯兼并的内在动因之一.

分封制的内在负面因素：

分封制自身的最大问题，就是前面谈到的盛衰轮回下的强支夺干。

分封制是华夏文明特色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建立的背景是尊重现实，华夏本族与周边四夷尚未实现融合的现实；华夏族本族实控能力不能覆盖四夷故土的现实；

一国两制的目的是，中短期实现对领土及族群的统治，长期目的是实现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和合之道。长期目的决定了夷必归华。于是，在法统逻辑下，这就形成一个必然的推论：夷必归华——旧夷新华——新华为华——华夏正朔。这个逻辑几乎适用直至到今天。而在春秋之前，华夏法统的核心是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因此，这个时期之前的华夏政治结构主体是：王族（直接管理华夏本族领土的诸侯国群）与监管四夷的诸侯（间接监管四夷各族的诸侯国群）。此时，王族与诸侯皆为华夏正朔。因此 王族与诸侯的强支夺干，在政治法统逻辑上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阻碍的。皆为华夏黄帝之种，何以不可为王？

于是，当商青铜器大兴，周春秋开始逐渐普及铁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单个诸侯可以有效实控的领土及人口大幅增加。于是在监管四夷的秦楚等国对外扩展的广阔地理空间，就成为这些诸侯国发展潜力和优势。相反王族及其围绕其四周的姬姓诸侯就遇到领土扩展困境。这样，生产力发展越快，戍边的秦楚这类诸侯潜力兑现的速度和程度就越大。满足强支夺干的条件就越快越激烈的到来。夏朝据传延续国祚近500年，商朝延续国祚500余年，而西周仅270余年后就入乱世，这就是分封制强支夺干的内在逻辑在生产力高速发展下的激烈表现。

数百个争强的华夏分支，谁能夺干？这是春秋战国长期乱世来临重要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