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从经济和家庭婚姻角度，对比春秋战国、古希腊妇女地位，男权社会

历史上对于女性的描写仅局限于一些著名的女性或上层的女性，例如古中国的武则天、李清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等，女性的地位极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价值均被忽略，今天笔者仅从先秦时期的妇女和古希腊妇女在社会地位、政治经济、婚姻家庭、宗教文化及教育子女方面的差异，从不同维度去分析，展示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下女性的权利变迁

在《秦始皇》影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吕不韦为了自己的宏图伟业，将赵姬当礼物一样送给了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名如蝼蚁，而在后面的片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宦官嫪毐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让赵姬，多次向秦始皇索要封地，贵为皇太后的赵姬在没有听从嫪毐的时候，也被吊起来鞭打，可见女性的地位是如此的低下，皇太后作为人妇尚且如此，何况平民家庭呢？

国内如此，那么远古希腊女性地位又是怎样的机构呢？本篇文章从不同维度，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家庭婚姻生活，来分析一下先秦时期和古希腊女性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夏商周几代的更替，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出现雏形，国家初盛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属于典型，精耕细作，兴农业人文提高产量的途径主要不是靠粗放耕作扩大面积，而是依靠提高技术，加强管理生产相对稳定，农业自然经济的有效纽带不断巩固和强化。

士族首领的权力地位也随之得到加强与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并未被，春秋战国妇女逐渐丧失了自由，成为男性欲望中的对象和生育工具，纵观春秋战国妇女和古希腊妇女，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地位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追溯其社会根源，不难发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妇女经济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经济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的妇女地位决定了其在文化、政治地位，什么是经济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对土地是否占有继承权？对家庭财产是否占有支配权和所有权，这是考察妇女经济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女性并不享有财务财产的所有权，《韩非子》记载一个魏国女子嫁人之后，“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出嫁后私积财产, ,然而等她回到娘家时,财产“倍其所以嫁”，可见，春秋战国妇女不仅对自己的陪嫁都不能支配，但当女性成为母亲的时候，父母会作为整体出现，那么也就是妇女对其家庭财产就有了一定的支配权。

从继承权来说,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宗法礼教的确立，儒家强调“孝”的文化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女性由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角色的变化，对土地等家庭财产的继承和支配权也有所不同。作为女儿的身份是不可能具有土地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土地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在此制度下继承方式，普遍遵循父系世系原则，把女性的继承权完全排斥在外，以确保家族的财产不流入异姓他族。

古希腊时期妇女经济地位

在古希腊嫁妆的提供往往被看作是古希腊妇女，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表现，可事实并非如此，实质上嫁妆是以婚姻为媒介的男性之间的财产转移，妇女对其嫁妆只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不能成为财产，真正的拥有者。

这份嫁妆最初在她父亲或其他监护人的控制下，订立婚约时，父亲将她转给她的丈夫监护，但仍保留离婚时收回嫁妆的权利，丈夫从管理嫁妆中获利，最后她的嫁妆由儿子继承；可见妇女仅仅是传递财产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即通过他们将以嫁妆为表现形式的财产，监管权从父亲转移到丈夫手里，到了老年后最终由他们的儿子获得，在财产转移过程中，妇女并不是受益者，只是实现一个转移的媒介而已。

从《封神榜》我们可以看到妲己祸国殃民，女性在春秋战国时期也被称之为“女祸”历史也有文字记载，从夏商周三代算起，而女祸的记载也以此为始，三代亡国之说，就是指妹喜、妲己及褒姒导致夏、商、周覆灭之事，从而使三女子落得遗臭万年的恶名。

《诗经》说女子应，无非无仪，唯酒食是仪​，无父母詒罹就是指妇女不应该有是非观，除在家中准备酒食、照看孩子，服侍丈夫，不得对家政、国政之事参言。

对于财产的归属权来说，掌控经济大权才能更好拥有自由， 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女性都没有社会工作能力，不参与社会生产劳作，对于社会状态不了解，所以没有所谓的自由和独立，所以无法控制财产权，甚至于自己都无法支配自己自由的权利，这也是当时社会最大的弊端。

在经济上没有土地和财产的继承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所从事的采集纺织等家务劳动，丧失了公共性质，成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因而对生产资料也没有占有权。男子凭借在即，社会生产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将女性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妇女不能同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甚至被完全剥夺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无权地位，也决定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低下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是女子为祸害和灾难，禁止女子干涉政治，这也说明春秋战国女子对国家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当然，这仅局限于上层贵族妇女，对于下层平民妇女来说，是不可能对国家政治生活拥有任何发言权，从这点来看，古希腊公民妇女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影响，就不如春秋战国的贵族妇女了。

家庭婚姻生活中，古希腊与春秋战国妇女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在本质上普遍实施一夫多妻制，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时期名义上都是实行一妇一妻制，但实质上都是以一夫一妻多妾的形式出现，所谓的一夫一妻，是相对于女人来说的，而不是针对男人，这就说明，在那时的婚姻形式上，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地位基础上的。

在婚姻中，男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女子则失去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春秋公羊传》曾记载诸侯国国君在成年后，通过联姻等形式可以同时娶九个老婆。

从婚配对象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相同的是都没婚姻自主权，婚嫁择选权都掌握在家长或者男方那边，她们只负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儿育女，做好家务即可，男尊女卑的社会准则约束自己。

在周朝以前曾有买卖婚姻、掠夺婚姻等事实，但到了周代随着礼制的发展，就基本实行聘娶婚了，即在订婚之前要取得父母的允许，并请媒人来做媒，没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希腊妇女在婚姻中地位

而在古希腊，待嫁新娘是有订婚仪式的，就是是新娘的监护人与未来新郎所订立的契约，如果新郎年龄较小，可由双方家长、族长或者监护人来共同决定；对于监护人，雅典法律明确规定，新郎的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或者新郎的祖父，只有通过双方婚约出嫁的女子，才是合法的妻子，只有这样他们的孩子才是合法的。

如果妇女在婚姻过程中，自作主张，选择婚姻，就等于将自己贬为妾了；如果新娘不是由男性亲属移交给新郎，他们的结合只是男女结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是得不到城邦认可的，其生育的子女甚至不能拥有公民权。从春秋战国的聘娶制和古希腊的婚姻契约来看，女子在婚姻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等待男方来提亲，男性在婚姻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当时妇女地位的低下。

但我们也看到，在婚姻的选择权上，东西方的妇女具有一定差别的，在古希腊妇女选择丈夫的权利，比春秋战国的妇女要小一些，她们的婚姻是由古希腊男人们依据经济和政历政治考虑而做出的，完全听从于监护人的支配安排，没有自由可言。

春秋战国时期的妇女，虽然受到父母和媒人的制约，但那时，社会礼教初成，婚姻制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当时的妇女还没有完全禁锢在礼教秩序之下，因而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隔离，还是有一些接触的机会和恋爱自由的风气。

《周礼》记载，“仲春之月，于是时也，令会男女，奔者不禁”。

即使有这样的规定，当时的人言仍是可畏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贞节要求比古希腊宽松很多，在很多宗教领域；古希腊的妇女能参加并参与很多活动，庆典等还能有一些职能职务，这一点来说，春秋战国的妇女参与的概率就小很多，没有平台和机会给予她们更多发展空间。

我们再来看看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其实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在社会体系上都没有将女性的教育纳入试学范围内，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多都是将女子排除在古学堂教育之外，如果说有文化有学识也都是在家里进行一些教育，从而造成女性知识见识的贫乏和短见。

对于没有财产和经济独立的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女性而言，社会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虽然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都有不同，但是要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尊重女性还要从教育培养的根源，培养重视女性，让她们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生产工作中来，这样才能有一个健康完善的社会形态，才能更稳固的发展，形成一个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诉求。

春秋战国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和古希腊妇女有相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

《白虎通嫁娶》：“婚姻者何谓也？婚者，昏时行礼，故曰婚，故曰婚。”《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

妇女在婚姻中更重要的作用就广延子嗣，壮大本家族势力，这也是我国先民十分看重的职责；在古希腊妻子的重要职责也是为丈夫生育合法的，只是确保家庭和城邦的延续，若不能生育子女，丈夫都能将此作为十分充足的理由将妻子抛弃，这样一来婚姻中生育的目的被无限扩大，而作为生育者的妇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社会忽视了妇女个体人格和精神的意义，在男性眼中也很难将。妻子视为平等地位的配偶。

仅仅看成生育的简单工具，在这一点东西方式相同的，另外在古希腊长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及在生育问题上，孩子的真正本源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妇女不是孩子生育者，古希腊一些著名的学者文人也是坚持这种看法。

例如大家会问到柏拉图在其《会饮篇》中就是这样写道，只有男人的身体才具有生殖力，他们到女人那去生孩子，这就是他们恋爱的特征；他们认为男子是标准的，而女子只是一个不生育的男子，是一个无能的畸形人。在这种愚蠢观念的支持下，古希腊妇女再生育领域无法获得丝毫权利和敬重。

妇女的行动自由度

在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劳动主要局限在家庭，并且只作为男子劳动的附属存在，因而妇女的地位就可想而知，只能从属于男子。

《礼经内则》记载，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居外，女居内，深宫固门，闺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他们几乎同外界隔离开来，只活动在家庭狭小的圈内。古希腊更是如此，古希腊的私人建筑也反映了妇女的隐居生活，一般的建筑都是为男女提供了分开的住区，女性通常住在离街道公共区域较远的房间。

她们同样过着被隔离的生活，并受到种种行为的约束，如果被允许到家庭内的庭院走动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待在，不能被外人甚至自己家庭的男人看到的地方，这种禁锢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被禁锢在闺门之内，因为他们与社会脱离，留下的只是狭窄的私人领域，极大的限制和影响了女性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和发挥，这必然会造成妇女位置低下，被社会忽视和遗弃。

综述

笔者认为，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高速发展期，而妇女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育观念的意识刷新，也在逐步的转变；强权之下，妇女的地位不断下降，被排挤出政治、教育和经济领域。

在社会生活中，从服装，婚嫁，舆论等方面对妇女的行为，做出了严格的约束和规范，妇女的思想也被长期禁锢，信条内化，在男性统治的时代，虽然妇女在某些微小的方面还存在一定自由，但依旧保持着母系族社会的一些陋俗。

春秋战国时期的妇女，在政治上不可能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与古希腊妇女一样，都是男权社会，宗法礼制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由统治者、贵族、诸侯、卿大夫、士的等阶层构成上层阶层，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奴隶社会政治制度，它规定由嫡长子继承皇位，并继承父亲在政治家族财产方面的一切权利。

次子及诸庶兄弟则受分封给予土地，对于财产和权力，则按照宗法制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来进行划分，因而宗法制和分封制紧密的结合，使族权和政权从上而下，形成一张严密的统治网，在其中同样有血亲关系的女子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完全剥夺了受封和爵位的继承权，因此也就被剥夺了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那时妇女不允许参与政治及社会活动，并形成了女祸思想及认为女人是一切祸害，造成一切互害，亡国破家的根源。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和古希腊妇女地位，一方面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一方面让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于两个地位的比较，其实我们要实现妇女解放，应该从社会制度着手，改变传统思想意识观念，让妇女能够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而掌握一定的经济权力，在教育上与男性一样接受同等教育，才能创造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

参考文献：《左传》、《孟子》、《诗经》、《经济学》、《政治学》、《春秋公羊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