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媒体与社会时空变化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时间空间是“社会结构和结构变化的最直接的表达”，时空变化会带来社会变迁。新媒体的发展使时空关系得到了重构。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化是“脱域”的过程，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也得到了重构。卡斯特也就信息时代的特点提出“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性的时间”（timeless time）。总体而言，社会空间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相互渗透。美国传播学者梅洛维茨认为，媒介的变化通过改变社会情境的形式促使人们的行为变化。电子媒介打破地理界线，使不同阶层的受众群在更大程度上分享信息，促成许多公众活动领域的合并，并模糊了公共经历和私人经历的界限，梅罗维茨称之为“私人情境”并入“公共情境”。他进而提出电子媒介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男女气质的融合，成年和童年界限模糊，政治英雄将为普通百姓的权威变化。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使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相互交织，模糊了二者的边界，出现了公共空间私有化和私人空间个人化的特征。自媒体使人们的后台行为前台化，使人们积极的进行自我呈现，进行印象管理，建构虚拟空间中的自我身份认同。这种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相互交织也促进了公共参与，是新媒体时代参与、分享、互动精神的一种体现。但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入侵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这也是网络的隐私危机以及“艳照门”等各种“门事件”产生的原因，这一方面是新媒体的特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场向网络媒体场渗透的结果。

2、真实与虚拟的“内爆”。鲍德利亚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内爆”的社会，包括真实与虚拟界限的模糊。网络虚拟空间是现实空间在网络中的延伸，它是由拟像仿真构成的“超真实”空间，并作用于现实空间。网络传播的社会化即是这样一个过程，网络社交会影响现实社会资本，网络参与也具有社会动员、民意表达、诉求汇聚和社会监督等作用。社会化媒体如SNS、微博客在增加社会资本的同时，也能充分调动个人社会资本，实现信息、资源与能量的汇聚，使个人能量迅速扩大为社会能量，进而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如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的微博接力，“11.15”上海火灾中的微博报道，“微博打拐”事件，都是网络舆论作用于现实社会的例子。

3、固定空间到移动空间的转换。各种移动媒体的发展，3G乃至4G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媒介接触行为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理位置，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动众”的概念，即移动媒体的受众。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补偿性媒介”理论，即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旧有媒介的不足，使之更加人性化，人类的技术也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完美。移动互联网是对传统互联网的一种“补偿性转移”，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了人与互联网的无缝连接。相比传统互联网注重新闻资讯以及以免费信息为主的特点，移动互联网更多的使用于人们的闲暇、碎片时间，因此以娱乐和消费信息为主，并具有消费性。因此，移动物联网的收费模式是在传统互联网以免费模式为主的基础上对产业链的一次重塑，将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3、本土与全球的流动。互联网促进了全球化进程，使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全球化分为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两个过程，全球本土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服务或文化向发展中国家输入，本土全球化则指发展中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开始以自身的特质走向世界。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流动。全球化主要是指消费文化的全球扩散，使本土的“地域”变为可以随意搬迁的“场所”，消解了传统的社区及地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机场、车站、酒店等相对同质的“场所”，形成现代社会。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提出“非场所”（nonplace）的概念，他认为，与传统的场所不同，“非场所”既不和我们建立关系，也没有历史，更和我们的身份无关，如飞机场等。新媒体加速了本土与全球的互动，使本土与全球空间相互渗透，并使空间的形态产生种种变化，空间、地域、场所、非场所相互交织。

与此同时，新媒体也使传统的时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1、时间线性序列被打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具有即时性、迅速性，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如微博客可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实现事件的“现场直播”，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被“压缩”了。由于新媒体具有储存信息的功能，因此信息既可同步传播，也可异步接收，因此，时间又被“拉伸”了。利用媒介可同时进行多项活动，如听音乐的同时浏览网页，一边看电影一边聊天等，在此意义上实现时间的“叠加”。此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产生大量的碎片时间，如地铁时间、公交时间、等车时间、厕所时间等，由于手机等新媒体具有伴随性、灵活性，可以实现碎片时间的重新利用。

2、个人时间、私人时间、工作时间相互嵌入。新媒体在模糊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界限的同时，也模糊了个人时间、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三者相互嵌入、相互交织。如虚拟办公、家庭办公的实现模糊了家庭时间和工作时间，自由摄影师、自由撰稿人等新职业的出现模糊了工作时间和个人时间，手机媒体分别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和家庭场所的使用也是个人时间、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相互嵌入的一种证明。

二、新媒体与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新媒体尤其是SNS、博客、微博客等社会化媒体也使社会网络发生了深刻变革。

1、社会网络的扩张。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具有跨时空的特性，降低了个人建立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成本，使个人社会网络得以扩张，既巩固了强关系，也拓展了弱关系，扩大了交往范围，是真实的社会交往在网络空间的延伸。由此也产生了网络信息传播和获取方式的变革，即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传播信息，信息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扩散，微博信息的“裂式”传播模式即是一种体现。

2、虚拟社区的发展。麦克卢汉认为人类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部落化——脱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新媒体发展的社区化趋势就是在经历了“脱部落化”阶段后的重新部落化进程，只是从传统的、联系紧密的、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社区向跨越时空限制的、结构松散的、以“趣缘”为基础的虚拟社区转变。虚拟社区为弱势、边缘群体提供了联结的空间，是建构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满足个人获取信息、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要，也是个人进行社会参与、自我表达、释放创造力的平台，是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网络营销的新战场。

3.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关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和林南等都进行过阐述，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上的定义，其中，微观、中观定义指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目的，通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帕特南的宏观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雄厚的社会资本是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建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的基础。帕特南进而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团结型社会资本（bonding capital）和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capital）两种，团结型资本指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内部联系与信任的加深，桥接型资本则指相对异质的群体之间联系的增多。团结型资本通常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桥接型资本则包容性较好。前者通常发生在小群体内部，而后者发生在小群体之间。 无论在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定义上，新媒体都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加。在个人和组织层次上，新媒体通过扩大个人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并在信息传递、社会动员、社会监督、民意表达等过程中调用这种社会资本，实现信息、资源和能量的聚合，如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从《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的微博开始，信息沿着个人社会网络逐渐扩散，进而将个人能量聚合为社会能量，以舆论、围观的力量改变事件进程。在社会宏观层面上，新媒体通过促进社会参与、增进社会联结提高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从而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加。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隔和分化会导致社会共识的减少，社会化媒体导致的虚拟社群的发展为团结型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同时网络为群体之间建立联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对话和倾听又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增加，这对于促进社会共识、在碎片化时代进行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媒体与社会权力关系变迁

每一时代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都会带来相应的权力的转移。多伦多学派创始人英尼斯将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型”和“空间偏向型”媒介，认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控制传播媒介是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媒介与权力关系总是密不可分的。在口语传播时代，具有超高记忆力的人掌握社会的特权；文字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权力垄断，使得社会的少数权贵阶层拥有对知识的垄断；印刷媒介的出现促进了知识的扩散，推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促进了社会民主；电子媒介则打破对文化水平的限制，扩大了受众的范围，成为更加平民化的媒介，但尽管如此，它仍是掌握政治、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并被批判为消费主义话语的“助推器”。 新媒体带来社会权力关系的变迁及权力关系的重构，网络赋予民众话语权，改变权力格局，使传统媒体和政治权力的话语霸权受到解构。

1、草根力量的崛起。网络的低门槛性、匿名性、去中心化、去身份化使公众可以摆脱现实中社会资源的压力，创造公民对公共事务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形成相对自由的意见市场，汇集民意，推进事件发展。网络成为草根与精英话语博弈的新的场域，类似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所提出的“多元化公共论坛”，其中不同力量相互较量，形成关于社会存在的流行观念，精英不能对这个论坛保持完全的支配权，公众成为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谈判的主体。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网络媒介事件的发展都体现了草根的力量。虽然网络参与仍存在谩骂、攻击等非理性话语方式、群体极化、沟通理性的欠缺等不足，但网民在一次次参与中见证了参与精神的高涨和交往理性的提升，也是民众在获得表达平台后对话语压抑的一种释放，因此，对于网络言论宜疏不宜堵，应采取积极引导的策略，将其参与精神引导至更具建设性的领域，共同促进公民社会的建构。

2、政府的民主进程。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人民网“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和“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开通、网络发言人的建立、政府微博和公安微博的兴起、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在线交流，虽然其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各种不足，但作为一种姿态，也显示出政府对民意的重视以及公民表达渠道的日益完善，我们也期待看到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转变，看到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当然，网络的发展还需要更有效的引导，尤其是与主流大众媒体的互动，利用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扩大其影响力。政府、主流媒体、网络媒体、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赋权，公众所获得的只是自由的表达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政治权力、商业力量的渗透是现实社会权力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比如网络媒体日益商业化的把关标准，网络推手灰色产业链的形成，媒体的把关权已演变成一种话语霸权，使得掌握社会资源的人才能进行把关。

四、新媒体与社会生活方式变迁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通过调用不同的感官比例，从而重塑社会生活方式。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描述了数字科技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冲击，认为媒介已不再是信息，而成为彻底的生活方式，人们将实现完全的“数字化生存”。在媒介无处不在、新媒体发展迅猛的时代，人们已经实现了“媒介化生存”，媒介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1、经济生活。新媒体首先使工作方式产生变革，虚拟办公成为可能，视频会议、多媒体会议、在线会议、网上合作等有了技术支持。其次，新媒体使传统商业模式进行升级，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第三方支付为电子商务提供了保障。随着web2.0的发展，社会化媒体营销也成为一种趋势。第三，数字革命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以新媒体为核心，以用户之间的参与、互动和分享为基本特征的创意产业成为新媒体时代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互联网公司提供平台，收获利润，用户提供创意，收获使用的满足和社会资本的增长，大众传播时代的“大众”成为创意经济下的创意主体，以“草根经济”取代“精英经济”，并在带动、提升全民经济价值的同时反哺公民的文化精神，促进公民社会的建构。

2、政治生活。在传统媒体作为政府权力的延伸以及日渐与消费主义“合谋”的情况下，媒介的公共性日益变为一种“伪公共性”甚至“公器私用”。由于新媒体的低门槛、自由、开放、平等、虚拟等特性，正演绎出一种“新公共性”，带来一个全民参与的时代。公民意识、主体意识正不断觉醒，无论是“被...”、“我爸是李刚”等网络流行语，还是宜黄事件、乐清钱云会事件、“微博打拐”等社会行动，都见证了网民参与意识、公民精神的进步，公民参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网络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公共领域，在全民参与中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

3、文化生活。自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全民媒介化，公民新闻使传统的新闻生产格局发生变革。娱乐、山寨、恶搞，网络成为草根释放创造力的一个出口，全民狂欢时代，权威被颠覆，传统被质疑，草根文化正对精英文化构成冲击乃至解构。如全民恶搞“凡客体”就是一场文化创意的“狂欢”，神曲《忐忑》也引领了一种后现代文化景观。

4、社区生活。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带来了虚拟社区的勃兴，以“趣缘”为联结的“虚拟共同体”成为许多网民的生活方式。现代性的发展使人们成为原子化方式存在的个体，新的社群主义的兴起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被关注、被倾听、被崇拜的心理需求，从而建构自我身份认同及群体认同。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人的“异化”现象，如网络依赖、网络成瘾（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过度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如对“犀利哥”的调侃），集体无意识的“围观”（如对“凤姐”、“小月月”的围观），网络视频的煽情化倾向以在图像霸权时代获得视觉冲击力（如对个人隐私的“曝光”），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的介入对网络民意的操纵也使网络成为各种力量博弈的场域。

五、新媒体与社会分层

新媒体具有低门槛性、草根性、去中心化、自由平等等特点，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信息获取的不平等性；新媒体赋予普通民众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给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提供了表达平台，在缺乏制度化表达平台的中国，网络成为普通民众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从“躲猫猫”、“七十码”到“李刚门”，网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但是网络不是乌托邦，网络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1、数字鸿沟。网络虽然带来了信息的丰富化和信息获取的便捷化，但也加剧了数字鸿沟，带来了社会分层，使得对新媒体没有接近权的人渐渐被边缘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数字鸿沟已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数字鸿沟是1996年克林顿竞选时戈尔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群体间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占有和使用能力不同导致的信息贫富分化，具体表现为全球鸿沟（贫富国家之间的差别）、社会鸿沟（地区、阶层、性别之间的差别）和民主鸿沟（使用和不使用数字资源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数字鸿沟有四个指标：接入、支付能力（access），使用技能（basic skills），内容（content），动机和兴趣（desire）。通过这四个指标可知，网络时代数字鸿沟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因此，虽然技术和体制壁垒远低于传统媒体，但对网络的使用程度还是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分化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2、社会资本的两极分化。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降低了个人建立和扩大个人社会网络的成本，增加了个人的社会资本，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个人因素，不同个体在新媒体使用中也会产生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差异，这也构成当前中国社会中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维度。网络媒体中，较为活跃、参与性高的个体（如意见领袖）以及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个体（如名人博客、微博），其圈子的数量和质量一般要高于参与性、活跃度低的普通个体；手机媒体中，个人交往圈子的大小和质量往往与其现实社会资源有关，因此，手机虽然扩大了交往范围，增进社会联结，增加了个人社会资本，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资源的“马太效应”，即一端是权力、财富、社会身份地位的积聚，一端是贫困和无权的累积，造成社会资本的两极分化。例如，商界名流可以通过手机联结更多的成功人士，而农民工的交往范围多是与其身份、地位相似的人。

2、消费社会中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消费社会中，媒介信息多是按高消费群体进行编码的，与中产阶级的工作、生活相关的媒介信息及服务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这也决定了不同收入群体在媒介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传播学者卡茨曼1974年提出的“信息沟”概念也揭示了信息社会中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问题。

在新媒体影响社会变迁的同时，新媒体自身的发展又与各种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它产生于既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与社会共同演进。伯明翰学派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新技术的发展是社会意向的产物，它始终符合社会权力主导者的利益。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也是政治、商业、军事等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并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共同交织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当中。

参考文献：

1 陈昌凤，《新媒体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