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故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新媒介环境下民间故事传承与传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对民间故事传承传播现状进行考察，认为新媒介环境下民间故事的传承传播需要紧紧拥抱新技术，通过基于虚拟现实（VR）技术的沉浸式展示、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知识图谱构建、基于文化绘图的民间故事存储实现全方位的传承保护，通过基于网络文艺的多媒介叙事、基于短视频带来的流量红利进行传播利用，使民间故事在新媒介环境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关键词： 民间故事 VR 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 网络文艺

在中国，民间故事从先秦两汉的“道听途说”“街谈巷语”到进入精英视野，被文人士大夫记录在册，已经有2500余年历史，产生了浩如烟海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恢弘壮阔的艺术世界。民间故事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影响着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知识传授、道德塑造、娱乐休闲等功能，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构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型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外来文化加速涌入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传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目前我国民间故事存在传承逐渐式微、传播形式落后、传播方式单调、传播内容单一等问题。随着4G网络全面普及、5G商用指日可待，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多点开花，整个民间故事的附着载体、传播路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分析民间故事传承传播困境，找出在新媒介环境下民间故事传播的破局之路所在已经迫在眉睫。

一、民间故事传承现状：从故事采集到理论研究

我国民间故事传承应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第一个维度是民间故事的文本的记录与保存。这个过程起源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采集发表民间故事，经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大规模采录，到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出版，虽然中间也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动荡，但总体来说大量在民众中间口头流传的故事文本被采录下来。这一过程对民间故事的保存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正式颁布，我国民间文学保护工作逐渐和国际接轨，建立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采录并出版发行了一批民间故事集，不仅系统保存了民间故事文本，也为民间故事研究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受到空前重视，钟敬文、刘魁立等学者反复发问呼吁强调关注民间故事传承人，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直以来忽略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观念。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明确提出“目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大都保存在少数老的民间歌手和故事家的记忆中, 这些歌手和故事家大都年事已高, 人数越来越少, 失去一个歌手或故事家, 将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小宝库永远消逝, 所以, 抢救各民族优秀的口头文学遗产, 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在文件指导下，一大批优秀的民间故事传承人被发掘出来，理论上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也得以开展，大量研究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著作纷纷发表。[1]

最后是以民间故事为核心的民间文艺体系建设。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逐渐实现学科独立，继承延安时期重视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发扬，集中体现在民间文学概论的重新书写。20世纪70年代开始，民间文学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出现了民俗文化学、文艺民俗学等新的内容。20世纪末，大批西方故事学理论涌入中国，我国学者开始对对“不同的社会情势和学术氛围”中出现的“不同的思潮、流派和人物”进行梳理与讨论，[2]众多学人关注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化，故事形态学、精神分析、口头诗学、表演理论等大量新的理论开始介入，出现了大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民间故事的传承属性、功能特性及史料价值得以被重新认识与阐释。

此外，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民间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位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建立了中、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民间故事成为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虽然民间故事传承工作成效卓著，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重作品搜集、轻文化阐释, 民间文学各类体裁保护不均, 突出的功利性以及传承人、传承场域的保护意识欠缺等诸多问题。外因刺激下的民间文学讲述及保护活动在影响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的同时, 也造成了民间文学的生存困境。[3]

二、民间故事传承困境：技术、经济、文化的多重冲击

民间故事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又有它独特的传承规律。民间故事的传承规律主要体现在：一是民间故事传承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没有固定的时间与场所。在时间上，民间故事的传承活动多集中于农闲季节和节庆、红白喜事等集群性民俗活动时进行；在场所上，这种传承活动在田间地头、农家庭院等随处可见。二是民间故事传承的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这种传承方式主要是由民间故事传承人进行，他们记忆力好，阅历丰富，语言组织能力强，从小就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在足够的故事积累之后，他们或者原样复述，或者进行改编，或者将零碎的故事材料整合成为新的故事，形成带有浓烈地方色彩和独特个人气质的种种异文。三是故事传承的线路主要是社会传承。民间故事的日常传承路径多数都是在一定社会秩序范围内进行，如家庭长辈讲述给子女、晚辈，或者某种职业范围内的传承。

在现代化的大潮冲击下，经济环境、交通状况、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WEB3.0时代，民间故事的传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多数的民间故事散落、遗失，已经被采集整理成册的民间故事也被遗忘在故纸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间故事传承式微原因诸多，但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口耳相传模式的不合时宜。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在底层人民中传播的一种题材广泛的叙事体故事，在文字尚未发明的年代，受限于传播条件只能进行口耳相传。到了语言文字登上历史舞台，虽然部分民间故事进入精英视野，以文字形式记录在册，但绝大多数民间故事依然散落在底层群众中间，通过民间故事传承人口述传播。由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讲述带有明显的口语化、方言化特征，加之故事内容经常与当地特定地理位置、社会风俗相关，离开了民间故事所发生的环境，外人很难听懂或者理解其内涵，因此传承主要是在一定社会生活范围内进行。同时，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无法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这也大大限制了民间故事的传播。事实上，如今的民间故事集通常是以规范的普通话写成，方言俚语被采集者以其本身的文化素养进行转化，变成了人人都能看懂的文本，失去了民间故事视觉、听觉、触觉多感官互动的过程，民间故事也就失去了它的独特魅力。

其次是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消失。在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大量青壮年常年外出，留守农村的常常是爷爷带孙子，人际关系出现了断层，民间故事传承人青黄不接。从受众角度来讲，IPTV进入千家万户，WIFI网络随处可见，相比于茶余饭后的讲故事、田间地头的说神话，电视上形形色色的综艺节目显得更有吸引力，手机上铺天盖地的新闻、段子、视频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即使小范围的集体活动，民众的活动也集中在跳广场舞、打麻将，很少有人愿意聚在一起讲故事、听故事。“从总体形势上看，民间口头文化的讲述活动急剧衰退，它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残破，很难完全修复重建了。”[4]

再者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时代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整体性的文化与信仰；城乡统筹发展政策下的城市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传统农村的景观与环境、耕地与生态、农业结构、农民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观念。出行不再是“以前的车马很慢”，现在的高铁飞机可以快速把我们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随手可得的自来水代替了大水缸，田螺姑娘也就无处安身；黄土窑洞变成了水泥楼房，耗子精自然就没有了栖身之所。 以传统的“灶王爷”系列民间故事为例，随着煤气、天然气、电磁炉从城市至乡村普及，灶台这一“灶王爷”故事的承载体逐渐消失，“灶王爷”民间故事就成了无根之水，其传播也就变得岌岌可危。

另外一点，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冲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民间故事显得手足无措，节节败退。以好莱坞大片为例，百度检索“超人”显示结果2300多万条，而作为四大传统民间故事之一的“孟姜女”，结果只有600多万条。近乎四倍的差距，更遑论其他的地区性的小众的民间故事。而且，好莱坞以花木兰替父从军等传统故事为核心改编的电影更是无形的改变着民众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价值观，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世世代代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被冲击的支离破碎，忠孝礼义悄然退位，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大行其道。

三、民间故事传承破局之路：技术赋能的保护与传播

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指出，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过程中,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保护本真的、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一种是在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间故事的传承，我们也不妨从这两方面入手，结合民间故事的特殊性，以“互联网+”的手段实现民间故事的传承保护与传播利用。

（一） 民间故事资源的全方位传承保护

民间故事不同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原生态。离开了这个属性，民间故事的独特魅力便大打折扣，民间故事在民间文化资源保存上的价值也会受到损失。因此，在民间故事的传承保护中，如何最大程度保存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变得十分重要。

1、 基于虚拟现实（VR）技术的沉浸式展示。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国内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数字图书馆，但由于数字技术限制，目前的数字数据停留在图片文字资料扫描录入、影像资料摄制转录的层面上，存在资料片面、信息失真、图片视频资料精度不够等缺点。同时考虑到民间故事的特殊性，记录存储民间故事，必须在前期完成的文本的基础上辅以大量音频、视频等现场信息，最大限度保留其口述的特质，让民间故事有生命力。

VR技术的基本理念就是让参与者真正进入到一个几乎重现的场景中，通过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体验事件或情景，拥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境界，创造一种“在场”的感觉。这种“在场”的感觉很好的契合了民间故事的传承要求。

国家博物馆的智慧博物馆项目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和设备，让观众在虚拟的文化遗产空间漫游，了解文化遗产的整体效果，复原和再现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意义空间，使更多民众走进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在民间故事保存展示中中使用数字化采集技术对现有的民间故事讲述人的讲述行为进行动态、立体的记录存储显得十分必要。在具体展示中，对采集到的讲述行为进行动作捕捉，然后使用3D建模的方法建立不同特色的讲述人模型，利用VR技术，生成三维视觉、听觉等多感官信息，实现对象的高度还原，营造全新的“拟态环境”，提升受众互动体验。

2、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知识图谱构建。知识图谱是通过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并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达到多学科融合目的现代理论。

据统计，从1984年起为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而开展的普查，前后持续了五到十年，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普查中收集到的民间故事，数量达184万篇。[5]数量巨大，分类复杂，检索困难。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国际通用的AT分类法，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编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金荣华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此外，李杨根据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分析理论体系，随机选取了50个中国民间故事，对其功能图式进行了划分描述。

在这样海量的数据下，对民间故事逐一进行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奢望。借鉴“远读”的思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研究民间故事成为了一个新的探索。这要求对民间故事资源分类编码势在必行。目前传统的人工手动的分类编码，不仅耗时耗力，而且难以满足公众线上线下了解和认识需求。针对由于海量的民间故事资源带来的信息过剩、检索困难等问题，以人工标注好的民间故事为训练集，通过RNN（循环神经网络）学习，产生有效的模型，从而对现有的民间故事进行自动故事类型标注。并以此自动标注过的民间故事资源库为基础，构建大规模知识图谱，挖掘民间故事的内在联系，不仅完成了民间故事的有序存储及全面展现，也为进一步挖掘民间故事的母题，分析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提供了方便。另外，通过对民间故事的属性标注，建立完善的推荐系统，方便用户进行检索、获取所需资源，也为民间故事的再创作提供了基础。

目前，由陕西师范大学牵头申报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传承与开发利用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建立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管理系统已完成了近50万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其中包括近八万件的民间故事资源，初步建立了功能完备、搜索方便的管理系统，为进一步挖掘民间故事的文化价值打好了基础。

3、 基于文化绘图的民间故事存储。文化绘图是一种为了描述文化资源、网络及某个特定社区或团体文化的联系及使用模式，而收集、记录、分析和整合信息的过程，它以一种绘图格式记录下一个地区里不同层面的信息。[6]民间故事本身很多就是脱胎于当地的民俗风情，附着于当地的自然山水景观，体现着当地的风物特产，通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文化资源绘图，可以实现民间故事在物理空间上的锚定；通过社区身份绘图，可以实现民间故事与社区居民世界观、价值体系的结合，确定一个社区的独特身份和地方感。

在这方面目前比较成功的实践有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北京遗产中心合作，在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通过基于社区参与的文化绘图对村寨的文化资源进行了梳理，并绘制出独特的文化资源图。此外此项技术在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主题园建设中也得到了应用，如河南农耕文化主题园龙泉苑等，在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二） 民间故事资源的多角度传播利用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各种信息蜂拥而来，民众面对的信息严重超载。因此，民间故事必须创新形式，改编模式，使用新工具，搭载新载体，呈现新面貌才能在一众信息中脱颖而出，重新赢得受众。

1、 基于网络文艺的多媒介叙事。网络文艺是呈现于网络媒介上的一切文艺样态的作品，主要形态包括视频类、音频类、文字类、游戏类等。事实上，早在网络文艺出现之前，就有大量的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来的文艺作品问世。进入WEB3.0时代以来，IP改编现象愈发火热。以中国传统四大民间故事《白蛇传》为例，近年来包括影视、网文、歌曲、游戏等方面改编就有数百种之多。

这些改编作品除了少数按照民间故事的情节及结局进行改编，其余大部分都是只采用了部分核心情节，或者干脆只采用了人物设定，故事情节完全被改变或者省略，故事结局也就截然不同。

这种多媒介叙事构成了一种对传统叙事的消解，但是又因为多媒介叙事本身的商业化、娱乐化、个性化及包容性等特征，在继承了民间故事传统口耳相传叙事方式的娱乐教化效用的基础上，更符合现代消费社会受众接受特点，传播效果明显提升。并且，无论是影视、网文、还是歌曲、游戏，其可以无数次复制的特征，使得民间故事的受众大大增加。学者李扬的一项调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其请青年学生讲述《白蛇传》传说时，不少学生的叙述，是来自香港导演徐克的电影《青蛇》，而非其他。

2、 基于短视频平台的双向共赢。之所以把短视频单独提出，是因为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正式进入了可视化、碎片化的时代。大段文字阅读已经是过去式，单纯读图也缺乏用户黏性，而短视频则以其短小碎片化娱乐性强易于传播的特点迅速打开市场、吸引用户、丰富大众娱乐形式，并成功抢占网络市场的一大份额。易观智库发布的《中国短视频行业年度盘点分析2018》显示，截至2018年2月，短视频综合平台与聚合平台的活跃用户规模分别达到4.035亿人与1.655亿人，用户使用时长在2018年2月分别达到51.628亿小时与16.167亿小时。[6]短视频所带来的流量红利已经吸引各方资本力量进入，但是短视频的生产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内容生产同质化严重、题材单一、缺乏优质内容等一直困扰着各大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与民间故事的传播模式依然在摸索中，但就目前来看已经初见成效。以抖音为例，一条西安永兴坊摔碗酒的视频能带来几十万的观看及点赞，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背后的摔碗酒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原本只有当地人知晓的济南大明湖与乾隆皇帝的故事，随着抖音短视频的生产变得广为人知。在抖音APP上以“白蛇传”为关键词搜索话题，显示4500多万次播放，有数以万计的粉丝自发进行跟拍、模仿、打卡、传播。在这种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下，白蛇传与西湖景区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双赢，短视频平台也获得了巨大的流量红利。同时，基于海量的民间故事，短视频的生产也绝对不会缺少优质素材，这样短视频平台飞速发展之下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也就得以解决。

四、结语

数世纪以前，民间故事和童话教育人类并且它们今天还这样教导儿童，对付神话强大压力的最恰当的手段就是兵不厌诈的狡黠和目空一切的豪放。[7]民间故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坚实的民族想象共同体，也形成中华民族坚韧的民族品格。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给民间故事的传承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立足中国实际，利用新媒介，综合观照民间故事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探索真正符合传播规律的传承方式，通过基于虚拟现实（VR）技术的沉浸式展示、基于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知识图谱构建、基于文化绘图的民间故事存储实现民间故事资源的全方位传承保护；通过基于网络文艺的多媒介叙事、基于短视频平台的双向共赢达到民间故事资源的多角度传播的目的，以传承促传播，通过传播实现更有效的传承，从不同角度的解读、诠释、传承好民间故事，唱响中国声音，使民间故事在新媒介环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林继富.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批评与反思[J].文化遗产,2008(03):66-75.

[2] 刘锡诚等： 《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5 期，第55页.

[3] 詹娜.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生存困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04):71-76.

[4] 刘守华：《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第77- 81页.

[5]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1页

[6] 易观数据：《中国短视频行业年度盘点分析 2018》，2018年4月，，2019年4月10日.

[7] 〔美〕瓦尔塔·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