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孝文化演进的原因探析

[摘要]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地位之高及内涵的异化和丰富，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孝治天下”的施行以及大力度的教化传承等原因共同促成了中国孝文化长期演进，历久不衰的演进。

[关键词]孝文化 孝文化演进 原因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它长期演进，历久不衰是由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方面决定的。

一、生产方式是演进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也说过：“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类型，也决定了该社会的思想状况、伦理道德等。因此，子代与父辈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理所当然的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

中国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他们年复一年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活动范围相对狭小。长年累月的定居生活造就了先民极强的安土重迁观念。人们的习惯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这种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时空观念得不到足够的拓展。于是，返诸外而求之于内，先民的意识触须就更多地伸向自己的圈子内，这样使以孝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得到了充分发展。

二、文化基因是演进的特殊原因

农业文明国家众多，为什么独有中国孝观念特别发达呢？恪守传统与祖先崇拜现象在世界各民族文明之初也都存在，为什么只有中国发展出完备的孝道体系呢？全人类普遍具有的亲亲之情，为什么独独在中国被抽象、提升为孝道，并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演进发展为内容丰富、影响力极大的孝文化呢？这是因为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中国极富特色的文化基因，即中国农耕经济的血缘性决定。

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社会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步入文明社会的，其社会意识对血缘纽带的执著在世界文化中是相当罕见的，这注定了中国的农耕经济与其他文化体系中的农耕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很多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中国农耕经济的自然经济体系与西欧中世纪庄园制自然经济体系，在基本经济细胞上有着根本性区别：一个是庄园，一个是家庭。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产生将血缘情感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的情感方式。同时，这种情感方式是由民族普遍的基本人生态度所合乎逻辑地派生，因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派生出亲子之爱、骨肉之情，派生出父子、夫妇等一整套伦理规范。而且由于聚族而居，彼此都同宗共祖，加上不同宗族之间频繁地嫁娶，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个姻亲关系的网络，故不能不讲血缘情感和家族中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序的道德规范，使情感的表达不能越出宗法道德限定的范畴。尤其是西周宗法制度的确定，把血缘关系上升为组织社会、建构国家的根本所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统治的基础。

血缘宗法制的发展路向影响着孝观念的发展路向，决定了孝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定势，血缘纽带数千年间始终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由一个男性先祖的子孙团聚而成的家族，形成稳固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有机体生生不息的细胞。与此相一致，尽管朝代更替、社会变迁，孝观念的内涵及其表现形态也有相应的发展变化。但是，作为宗法制度的产物和维护宗法社会基础的手段，孝观念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尤其是当它再次与政治联姻后，历代统治者对孝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巨大作用更是青睐有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孝文化的发展演进。

宗法观念、祖先崇拜等伦理观念就作为中华文化的因子而积淀下来，进而又作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培育中国文化的独特土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普遍根据。这种土壤就是几千年来家国同构的“家”文化的息壤，这种“家”文化的息壤，对以中国之“家”为起点和支点产生和演进的孝文化来说是极富营养的肥田沃土。

三、“孝治天下”是演进的政治保障

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注意到了孝道对巩固和稳定封建秩序的社会作用，倡导“孝治天下”。几乎历代帝王都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并以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统治措施大力倡导孝行，惩治不孝。

1.严刑竣法维护孝道。在中国传统法律内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法律对孝道的维护，这种维护或约束正是孝传统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1)将“不孝”定为重罪。古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章》）五刑者，墨、劓、?|、宫、大辟也。此五种重刑，乃用以罚大凶大恶之人，并非常用。北齐的“重罪十条”，隋唐以后的“十恶”中都包括“不孝”；而且这些“罪”、“恶”还不在“八议”之列，即遇大赦也不予宽宥。(2)孝义之人可以赦罪。对象是孝子顺孙，依照法律有罪当诛杀人偿命，但历朝均有赦免孝子罪行的记载；(3)将“亲亲相隐”作为法律的原则。汉代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诉讼原则。这一原则自汉律始，直至清朝皆列于法典。如《唐律•名例》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封建法统成为推行孝道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2.擢用孝士。历史上道德理性与政治伦理践履能直接结合的就是孝，所以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把孝作为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汉代“以孝治天下”，为了表彰和鼓励行孝，在选拔官吏制度上设有“孝廉”专科，与“贤良”同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让郡守从所辖区域内举荐孝悌清廉者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任用授官，此法称谓“举孝廉”，成为汉代血缘选官的补充。尤其在东汉时，更成为入仕的必由之路。甚至有人因善讲《孝经》就被北周太祖直接擢升为国子博士。

3.褒奖孝行。运用多种方式对臣民孝行进行表彰。褒奖形式有：(1)立坊（牌坊）、建祠（庙）、立碑、挂匾；(2)入史列传和赠号赐谥。作为使百姓认同孝行的手段，将忠孝节义和不忠不孝不节不义各类人等“列于史册，可示将来”（注：《唐会要》卷56）；对孝节义行为突出的人，政府赐号，如“孝义之门”；(3)赠官赐爵与宗庙配享。宋刘芳五世同居，赐进士出身（注：《宋史•孝义传》）；(4)赐物赏金与免役。明代徐溥施义田赡养宗族，诏免除徭役（《明史•徐溥传》）。

如此强力褒奖孝行、擢用孝士、惩治不肖，历代孝子、孝行受到人们隆重的嘉奖和尊重，名扬天下，而且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这在社会风范中树立了榜样，使孝道广久传扬，举世仿效，促进了社会风气向仁爱宽厚方向发展。“孝”与“不孝”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评判他人的道德标准。争当忠孝之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这种社会氛围不仅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巩固，而且也促使孝文化的异化演进。封建末期社会道德力量对孝的过分强化，尤其是将二十四孝故事作为人们学习的典范，致使孝的合理因素不断衰变，出现了大量畸形的愚孝记载。

四、教化传承是演进的持续保障

为了加强统治，以孝治天下而且使孝千秋万代经久不衰，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孝德教育。

1.皇帝亲授《孝经》。皇帝亲自注释、讲述孝教育的教科书――《孝经》。孔子述作的《孝经》与《论语》、《春秋》比肩并列，被中国历代君主臣民奉为至上经典。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亲自为《孝经》作注解释义。玄宗二度亲注《孝经》。现今流行的《孝经》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m疏的版本。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讲述《孝经》如此屡见不鲜，充分说明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孝经》成为重要的政治统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来源，成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成为全社会通行的道德教科书。

2.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宫庭教育的孝道教化。自汉代开始孝的教育普及到各级教育机构中，成为官民教育的最基本科目。无论私塾教育还是家庭、社会及学校教育，孝德都是最重要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之一。

家庭的孝教育是从婴儿开始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林》等，无不贯穿孝道。唐代科举考试中童子科规定十岁以下通《孝经》。学校设立专职《孝经》教师。咸丰时诏令各省学校，科举考试要加试《孝经》。

对孝传统来说，民间重孝是重孝传统理论的具体化。民间的孝行榜样在中国孝文化的沿传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孝子榜样还被辑集，作为宣传孝道的蓝本。元代郭居敬所辑的《二十四孝》后，竟还出现了“百孝图”等，形成庞大的孝教化系统。

无孔不入、持续不断地孝德教化使孝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使孝悌观念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并打下深刻的烙印。

孝文化的演进原因是复杂的，但可做出这样的结论：在孝产生和演进的整个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方式是演进的根本原因；文化基因是其演进的特殊原因；统治措施是演进的政治保障；教化传承是演进的持续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995.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1995.117.

[3]周彦新.试论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演进. 2001.

[4]钟克钊.孝文化的历史透视及其现实意义.

[5]骆承烈.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Z].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山东临沂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