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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取得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摆在它们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实现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正是出于这种具体实践的需要，西方经济学者们(当然其中也包括张培刚先生等中国学者)逐步构建起一个不同于新古典范式的理论框架，并试图运用这一范式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因此，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衍发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的总称。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对于西方老牌经济强国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与这些列强之间的差距。于是，新古典经济学举世宣告：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新古典框架同样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是，新古典范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严重失败，不仅宣告了以一般均衡和投资驱动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严重缺陷，同时也要求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重新思考其分析范式。作为这一理论努力的集中表现，以罗默、贝克尔、卢卡斯、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擎起了以分工、创新和人力资本等概念为理论硬核的旗帜，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发展”、如何实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西方发展经济学演变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马克思主义学者加以借鉴。二十世纪中叶，在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分析工具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产生了大量经济发展理论流派，这其中又以“依附论”、“中心—外围论”、“脱钩理论”等为代表，遗憾的是，这些理论要么没有形成鲜明的理论硬核，要么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域环境而缺乏普遍意义，都不能真正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受到了多重传统观念的禁锢。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往往被分割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两个方面，就经济增长谈经济增长，就人类发展谈人类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和哲学层面上的“发展”没有得到统一处理，经济学者和哲学家两者之间缺乏对话与沟通。其二，即使是在经济增长领域，传统理论囿于固定不变的两部类模型，忽视了产品创新和分工的内生扩张，从而丧失了对大量经济增长实践的有益洞察。其三，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有文献考察了“劳动异化”、“分工陷阱”等概念，但是，分析框架中却没有将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的发展要素容纳进来，脱离了所有制和产权关系来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为此，应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作为基本框架，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理论硬核、接纳现代方法，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性复兴。所谓结构性复兴，意指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追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演进，还要研究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研究生产力层面的经济增长，还要研究生产方式层面的经济增长，还要探讨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需要分析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特有的结合方式。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只有在研究对象上实现结构性拓展，在分析方法上实现结构性转变，在理论硬核和实践对策上实现结构性改造，才能够真正实现复兴。这种理论上的复兴，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在实践中应走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创新为推动力、以内需为拉动力、推动社会分工深化与广化，协调、平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进城务工人员分工和专业化决策的代际比较

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城市化进程是所有国家都需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而推动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则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由于农民的城市化进程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核心环节，可以将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的分工和专业化决策作为切入点，以“决策均衡—环境变化—收益函数变化—决策变化”为线索，探讨农民工在就业区位、就业领域和就业方式等方面的行为决策特点，并在代际间比较农民工行为决策差异，为城市化这一宏观经济现象提供微观解释基础，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持续深化的对策建议。

政产学研分工合作与新兴产业技术路线选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类型。在后进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主导产业往往是那些具有强大辐射带动力的重化工业，而在后工业化时期，主导产业也有可能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甚至服务业上来。由政府选择适合本国资源禀赋和国情特征的主导产业加以大力扶持，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做法。产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演化，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某些主导产业将被新兴产业所取代，国家经济结构也随之调整和变化，而只有将分工程度和产业内在特征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选择出那些既具备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又能与周边地区形成分工合作的新兴主导产业。塑造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从产业角度来看，就是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政产学研合作选择产业技术路线的过程，可以采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方式甄别新兴产业技术路线的可行性。

“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分工演进和金融创新

如何处理实体-虚拟经济关系，是经济新常态中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体-虚拟经济的分工演进受到了严重阻碍。由于衍生金融产品具有虚高的利润率，破坏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之间的有机分工体制，资金只在衍生金融部门内部流动，并未真正进入实体经济和产业项目。要缓和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必须继续推动金融分工的深化和广化。互联网金融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构造出新的专业化金融部门，这在金融行业的分工图谱中构建出了新的“角点均衡”，为解决虚拟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脱节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当然，由于互联网金融吸收了巨量社会公众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如不加强对这种新兴金融业态的监管，那么互联网金融有可能成为更大规模金融动荡的诱因。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界限划分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界限，也是塑造经济新常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大理论命题。提供工公共产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划分政府和市场分工界限的重要依据，普遍认为，公共产品供给通常是不足的，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还存在着公共产品供给过剩的情形，过度提供公共服务背离了公共产品的设计初衷，其实质是将“政企博弈”转化为“政政博弈”，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完成对“租”的分割。因此，有必要对超额公共产品进行甄别、清理和转化，以此推动服务型政府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

【周绍东，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南京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