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提出。在《谣言》一书中，桑斯坦指出谣言有三种传播机制：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偏颇吸收。三者在谣言的传播中担任的不同的角色，信息流瀑是强化机制，群体极化是扩散机制，偏颇吸收则是扭曲机制。

简单来说，信息瀑流指谣言开始传播后，只要有人相信谣言，那么在传播过程中选择相信的人会越来越多，由此形成集体认知。这种认知一旦形成便难以打破，因为随着认知的进一步加深，认知群体的扩大为其赋予了某种权威。这种群体共识相对于网络上的个人而言，是难以撼动的，具有强社会传染性。桑斯坦在解释信息瀑流时提到两类人，一是传播者（Propagators），即散布谣言的人，他们的传播动机与是否愿意公开澄清谣言有关；二是先行者（Priors），即先前相信谣言的人，而谣言的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者与前一级的关系。同时，是否听信谣言也与个人自身既有的态度和知识相关。信息瀑流发生后，大量想法类似的人聚集在一起，态度和观点在有限的人群中得以放大和扭曲，通常会产生更为极端态度，这便是“回音室”效应。

即使谣言毫无根据、甚至颠覆以往的观念，人们仍愿意去接受。绝大部分人仅仅是将接收到的信息照搬，而非出于自己的思考。这种带有“模仿”的传播与塔尔德的“模仿说”吻合。塔尔德认为，模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拟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公众相互联系在于精神纽带，即他们共享的思想或愿望。为什么人们会愿意信谣和传谣呢？桑斯坦提出，尽管每个人已知的信息量是不对等，经验或知识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大部分处在传播环节中的先行者们不会向接收者私下透露自己的疑虑。实际情况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谣言相关信息，他们能够进行判断的信息十分有限，加之上一级的散播者也不选择分享私人的想法，因此已知的信息整体倾向谣言。有的人恰好掌握一些相关信息，但仍有可能选择相信谣言。他们会将自己手上的信息与已相信谣言两者的分量进行衡量。这当中就涉及到一个临界点的问题。如何找到这个“引爆点”将有助于破解谣言。

其他学者也探讨了受众信谣的原因。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1947年提出谣言公式R=I×A（谣言强度=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信息重要程度越高，信息不透明度越高，则谣言的强度越高，受众接收的可能性也越高。坎垂尔对“火星人入侵地球”的研究中，发现了“选择性影响”（selective influence perspective）的存在，即人们选择性接收理解媒介信息的基础是认知形态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与个体的信仰、态度、价值观等因素有关。胡泳的《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一文将谣言视为“反权力”的存在，认为谣言是在反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社会关系不平等。

社交网络是谣言传播的温床，社交网络不仅放大了信息流瀑的效果，而且加强了传播环境中的舆论压力。有学者针对Facebook的谣言进行研究，发现谣言传播在社交网络中比一般情况下传播更深、效果更强。社交网络中信息流瀑现象更常见，话语权下放，信息的判断、筛选的决策者从编辑变为受众自身。仅凭受众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很难去辨析信息的真假，急于知晓真相和分享信息的心理状态也限制了他们愿意付出的成本，在这种窘境下，大V、网红的意见化身为有价值的参考，快速帮助受众处理各种不确定的信息。根据桑斯坦的理解，人们越追随前人的观点，越容易发生信息流瀑现象。由此可见，社交媒体的运行逻辑与信息流瀑现象的内在逻辑是吻合的。当前，在网络社交环境中，信息流瀑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每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信息流瀑现象已成为常态。桑斯坦写道：“正是由于相信谣言的人缺乏怀疑谣言的信息，谣言才得以传播。”保持网络环境中多元意见的共存，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打击谣言的一种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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