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是科学家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科学家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系统回顾科学家精神内涵的形成、发展和演进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家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好地弘扬科学家精神。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1]，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对“科学家精神”进行明确的阐述。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了科学家精神中的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强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202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家精神的根本特征。

凝练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十二个字的科学家精神，总体而言是对近现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科学家群体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系统回顾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形成、发展与演进的历史，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历史渊源，而且可以更好地体现科学家精神的当代价值。

1 从科学精神到科学家精神

尽管中国古代很早产生了具备现代科学某些特征的活动，如先秦时期的墨家在《墨经》中就记载了实验方法，至迟两汉时期，就产生了完整的宇宙体系，并据此理解自然和人的关系。但当今世界的现代科学体系，在部分科学家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等人看来，其历史渊源普遍被认为应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们所创立的形式逻辑系统，以及文艺复兴后期以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等自然哲学家为代表的通过数学-实验方法来发现自然规律。而中国的知识体系，于明末清初通过欧洲的耶稣会士初步引入西学，晚清较大规模进入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才开始系统性地建立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

科学史家往往将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视为人类思想史上科学革命的完成标志，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认识方式。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在英国中部兴起，后席卷欧洲大陆并传播到北美等地，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对能源的利用方式，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格局，也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其后，随着电磁学、热力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自然科学知识也越来越多地进入西方知识体系。西方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的西方，更具体一点，主要是在西北欧，率先完成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这类观点更通俗的表达，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伴随着此思考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历史学等人文学科逐渐产生了科学化趋势。在早期的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看来，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而在艺术、文学等领域则并非如此。同时，除欧洲之外，也应该关注世界上所有文明的科学发展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技术在战场上得到广泛应用，战争结束后人们也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20世纪30年代，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进行考察、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科学社会学迅速兴起，以默顿(Robert Merton，1910－2003)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家开始考察科学共同体的结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优先权、科学奖励制度等问题。1942年，默顿在他的《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总结出科学精神的四个要素，即“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实际上是默顿对有志于成为科学家的群体所提出的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规则、规定、习俗、信仰、价值和预设的综合。[2]”其后，巴伯(Bernard Barber，1918－2006)、齐曼(John Ziman，1925－2005)及默顿本人等对科学精神的内涵进行了一些扩展，成为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默顿学派的重要纲领。

当然，科学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这一套科学精神，也受到了一些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科学并没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建制的特殊的精神气质”，因此科学精神中除了有条理地怀疑论之外，与其他社会建制相比并不具有特殊性[3]。但无论如何，这四要素仍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之后，作为科技事业从业者的科学家群体，必然会形成较为明确的价值观念、行为和道德规范约束，通俗表述即为科学家精神。相比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科学事业起步较晚。矢志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中国科学社的创始者之一秉志(1886－1965)在《科学与世界和平》一文中提到“科学家之精神，在寻求真理；科学家之目的，在造福人类。故能称得起科学家之人，不独其在专门学问上，有精深之造诣，而其道德人格，亦必高尚纯洁，有深邃之修养”[4]，并提出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应“公而忘私、忠于所事、信实不欺、勤苦奋励、持久不懈、仁爱之心”[5]，这是他对科学家精神的具体表达。

2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历史渊源

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从起步之初就带着强烈的家国情怀

明末清初，欧洲的耶稣会士满怀传教热情地来到东方世界。为尽可能达成目标，逐步将西方自然哲学的著作带到中国，开启了中国科学史上西学东渐的历程。但直到19世纪中期，仍只是零星的科学著作的引介，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建制。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让清王朝统治者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功用。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清政府所接纳，并以此为基本原则推动了洋务运动兴起，以系统引进西方工业、富国强兵为具体目标。

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下，西方工业体系、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开始在中国生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因此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从起步之初就带着强烈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使命的科学家也是如此。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便是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发自内心的共同愿望。

甲午战争再一次让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亡图存

1895年严复(1854－1921)在《救亡决论》中提出“西学格致，非迂涂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为系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官员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中也大力鼓励中国青年赴日学习。1906年留日学生已达8000人以上，他们主要选择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个群体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忧患和自强的意识，他们学习之余翻译书籍、出版期刊，向国人介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爱国精神是他们的行动指南。

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赴美，掀开了留美热潮的序幕

1915年，任鸿隽(1886－1961)、秉志、周仁(1892－1973)、胡明复(1891－1927)、赵元任(1892－1982)、杨杏佛(1893－1933)、过探先(1886－1929)、章元善(1892－1987)、金邦正(1886－1946)等留美学生在康乃尔大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中国科学社组织学术会议，促进学术交流，资助研究机构，创办《科学》等杂志，担起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中国科学社的创办者和早期的主要社员，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主，他们同样有着科学救国的共同认知，从思想和实践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建制化。在《科学》发刊词中，任鸿隽写道：“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6]”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群体开始形成

他们普遍具有留学经历，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尽管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远不如国外，回国之后能够在科学技术事业上取得的成果预期也不如国外，但他们大多仍然在学成之后选择回国，利用所学报效祖国，爱国和奉献精神表现突出。在此时期，发端于国外的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迁回中国，他们回国之后，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的建制化，以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章鸿钊(1877－1951)为代表的地学家，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国的第一批自然科学学会也在此期间成立，如中华农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

初具规模的归国留美学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发展

由于基础薄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第一代科学家更多地承担了教育者而非科学研究者的职责，但通过这个过程，初步实现了自然科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和自然科学人才培养的本土化，育人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家群体的主要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研体制的初步确立，形成以国家机构化的科学组织为主导的多元发展模式，中国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迅速发展起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努力下，中国的科技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中国科学家取得一系列成绩，并开始登上国际科学舞台：1928年，张钰哲(1902－1986)在美国发现一颗小行星，后将其命名为“中华”；1929年，裴文中(1904－1982)在北京周口店的野外考古中发现猿人头骨；1930年，赵忠尧(1902－1998)在实验室观测到正电子；1931年，吴宪(1893－1959)提出蛋白质变性学说；1934年，侯德榜(1890－1974)开始在南京建设当时亚洲最大的化工厂永利铔厂；1937年，茅以升(1896－1989)主持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刚刚建成，便为了阻挡日军又忍痛炸掉。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各显身手

有的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改为战时所需领域，如周培源(1902－1993)认为自己的相对论理论研究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主动将研究方向改为流体力学中最为艰涩的湍流，并在受母校加州理工学院之邀访美时，参加美国战时科研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开展鱼雷空投入水项目的理论研究；有的直接参与工厂建设，参与战事所需物资如武器生产。在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下，王守竞(1904－1984)受命发展重工业，建立了中央机器厂，生产兵工器材；身在德国的龚祖同(1904－1986)放弃了即将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回到祖国，到昆明建立兵工署22厂，为前线抗日将士制造双目望远镜；1939年，恽震(1901－1994)主持建设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抗战所需的电工器材，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7]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有的随科研机构和高校西迁，一大批科学家包括赵忠尧、吴有训(1897－1977)、周培源、吴大猷(1907－2000)、叶企孙(1898－1977)、华罗庚(1910－1985)、曾昭抡(1899－1967)、杨石先(1897－1985)、李济侗(1897－1961)、赵九章(1907－1968)、竺可桢(1890－1974)、苏步青(1902－2003)、金善宝(1895－1997)、梁希(1883－1958)等等，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诸多高校，在敌后保存科研实力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科技人才，包括杨振宁(1922－)、李政道(1926－)、谷超豪(1926－2012)、黄昆(1919－2005)、刘东生(1917－2008)等后来为中国科技事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大批科学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工作者汇聚在陕甘宁边区，积极投身于抗战工作。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并汇聚了陈康白(1898－1981)、沈鸿(1906－1998)、钱志道(1910－1989)、李强(1905－1996)、力一(1913－1996)等一批红色科学家，为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中国科技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留美科协发挥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建设祖国的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赴美留学风潮再次兴起，并在1948年前后达到高潮。1949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兹堡成立，并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宣言》发出倡议：“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即将开始，因此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机会，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工作人员无可旁卸的责任。我们应该努力加强学习，提早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这道出了一大批留美学者和学生如葛庭燧(1913－2000)、华罗庚、丁儆(1924－2013)、侯祥麟(1912－2008)等人的心声。留美科协发挥了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建设祖国的积极作用，在他们的鼓励下，大量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科技事业在薄弱的基础上奋力前行

当时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不超过5万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500人[9]。数量有限的科学家们分布在不同的科研机构、高校和工业生产部门，齐心协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正因为目标一致，数量有限的科技工作者也形成了合力。1956年，为系统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央政府组织制订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五十七项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共包括616个中心问题。在规划的指引下，科技工作者围绕重大任务，全身心投入，潜心研究。在中央提出开展“两弹一星”相关研究后，众多科学家立即响应号召，隐姓埋名参加到科研任务攻关中来，其中包括钱学森(1911－2009)、郭永怀(1909－1968)、邓稼先(1924－1986)、于敏(1926－2019)、朱光亚(1924－2011)、程开甲(1918－2018)、周光召(1929－)等等一大批舍身为国、甘于奉献的科学家，他们不辱使命，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1964年开始，大量科技工作者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参与“三线建设”，移师内地省份，参加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期间，中国科学家不仅体现了强烈的建设祖国的家国情怀，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协同、奉献的科学家精神。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中国科学家也没有放弃对科学事业的追求，以及用科学研究服务于国计民生的理想信念。以屠呦呦(1930－)为代表的一批医药专家，为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深入一线，齐心协作，完成了青蒿素防疟药物的研制，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以袁隆平(1929－2021)、李振声(1931－)为代表的作物育种学家，则将身心投入到试验田，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深入人心，科学的春天来临

此时，科技人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国科学家们一方面积极培育人才，一方面充分发挥决策咨询作用，为推动建立中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原863计划)、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中国工程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原973计划)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系列科技体制和制度的建立，为九十年代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科学家群体展现了全新的面貌

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并在国际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青年一代科学家引领中国科技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国探月工程、载人深潜项目、量子通信、国际空间站建设……不但凸显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也促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到全球性的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科技整体水平从以前的“跟跑”初步实现了“并跑”，并在有些领域实现了“领跑”。要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对中国科学家的新要求。

回顾中国科学家群体形成与演进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发展脉络： 求实是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爱国和奉献，是中国科学家群体最为鲜明的特征，贯穿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 育人是中国科学家群体得以延续、科学事业得以持续的前提条件； 协同是科学家群体团结一致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的不懈追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的一样： “爱国精神是首要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研究最鲜明的禀赋，求实精神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奉献精神成就科学家高尚人格风范，协同精神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之必需，育人精神则关乎科技事业长远发展。 ”

3 科学家精神的当代价值

百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和科技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带领下的创业史和奋斗史。中国科学家精神已深刻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精神，成为其谱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面向新时代、实现全面小康，迈向新征程的建设道路上，中国科学家将继续发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品质，中国科学家精神也应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2010年，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启动，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等11部委共同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便是一项以系统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中国科学家相关资料的抢救性工作，为深入研究中国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宣传优秀科技人物提供资料和素材。

2013年12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参观了由中国科协牵头、多部委联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科技梦·中国梦——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后指出：“……今天展出了304位科学家资料中很少的一部分，但确实展现了中国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报国为民的崇高理想，特别是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高尚品德，以及甘为人梯、提携后学的大家风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百年来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爱国知识分子优秀的典范，也是我们中国科学事业的参与者、奠基者，所以，把他们一生的学术的成果、科学精神，很好地加以总结，向国人、青少年们展示，对于我们国家实现科教兴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意义是特别重大的。”

回顾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与演进史、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为了人民富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奋力前行。正是在这艰难前行的历程中，“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得以形成，它不仅彰显了科学家群体的宝贵的历史价值，也为未来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

科学家精神是在长期科技发展过程中中国科学家群体所形成的可贵品质。进入新时代，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对于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0(18):20-24.

[2]王彦雨.评析学术界关于默顿规范的论争[D].广西大学，2006.

[3][美]杰里·加斯顿:“科学的社会运行][N]，顾昕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35.

[4]翟启慧胡宗刚.秉志文存[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

[5]孙炜，史玉民.秉志论“科学家之精神”及其现代价值[J].科学学研究，2020，38(10):1729-1734+1810.

[6]樊洪业.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运动的先锋队[J].科学，2005，57(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