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四、解释社会变迁的历程：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
社会变迁研究的主题
描述与解释社会变迁，的确就是社会学的学科使命之一。但是在社会学学科内部，对待社会变迁这一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放到更大的社会科学的范围内，如何看待社会变迁，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描述与解释社会变迁，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影响研究社会变迁的目标任务。那就是社会变迁的根本性动力机制何在。这些差异更多地显示在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放社会的理论位置。
在谢顿心理史学的设定中，社会变迁的过程可以被“规划”出来。回归到具体的研究过程，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着人类社会按照特定的轨迹向前演化？围绕着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行为驱动，一系列社会理论或者社会思想构成了一个宽泛的谱系。站在最原始最简洁的一端，将人类行为看成动物演化过程所驱动，最多是稍稍高级的翻版；站在最文明最复杂的一端，则是将人类行为看成是社会文化所驱动。
作为变迁动力的基因演化
进化生物学家与社会生物学家认为，推动着生物向前演化的是基因。所有生物体（包括人）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而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基因是长存的。爱德华·威尔逊在其《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讨论中，使用了众多进化生物学的研究结论。对于社会性动物而言（群体聚居的、有着等级结构并相互协作分工的动物群体，如蚂蚁与黑猩猩等），从“自私的基因”可以推导出两种社会行为的机制：亲缘选择与利他主义。前者概括了所有动物都友好地对待亲属，其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基因有重叠的部分，亲缘关系越近则相互之间越友好；后者则指明在特定情形下，动物可以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未来献出生命。例如蜜蜂可以因为蜂蜜或是巢穴受到轻微的威胁，而毫不犹豫地发起前赴后继的群体反击；虽然这样的反击都是有去无回的同归于尽，但是其结果是有利于群体的存活。
当这些动物社会的基因进化法则推演到人类社会时，被用来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因此在日常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动物社会的人类社会行为，例如对于亲戚与陌生人之间的亲疏信任差异，关于性行为的伦理与禁忌，以及普遍的利他主义行为等等。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比动物的“本能”行为复杂得多，看起来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千差万别，完全不像是基因决定的同一“本能”行为。社会生物学家解释的原因包括两点，一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阶段，应对生态环境的挑战时需要调动进化得来的各种能力（思考、沟通、判断、伪装等等），这一过程设定中的参数太过繁多复杂，显示出来的行为也就千差万别了；其二是因为人类社会早已统治地球，没有竞争对手，与其他动物相比几乎没有生态压力（也许只有人类物种内部争夺资源的竞争），这导致的结果是各个社会文化系统都可以自在地生存下去，因此展现出更多的人类行为的差异。
《基地》第一季剧照 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鸿沟从动物进化理论分析的角度，进化生物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的理论框架。但是，拓展到解释人类社会行为时，往往显得有些力所不逮。在扩展版的《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举例说明，海狸建筑数百米的“人工湖”与加拿大木材公司的河流运输，目的完全一致，都是基因在进化过程中的表现型——基因在生物载体身上所显示出来的生物特征。从面对自然环境获取生存资源的角度讲，海狸与人类的运输解决方案异曲同工。但是，木材公司的运输方案的形成，以及后来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改进提升，则应该是不折不扣地人类自由意志探索而得出的结果。因为人类社会可以累积道路运输的各种知识，后来的人们又在此基础之上拓展提升，这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非本能的简单复刻（道金斯生造出来的mimeme——文化基因——似乎也不能描述与概括这样的过程）。
毫无疑问，从动物的社会行为推论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之间，社会生物学家过于强调基因进化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决定作用，从而忽略人类的复杂社会动机。显然，胡乱使用自然选择的解释功用，尝试着解释一切，已经将社会生物学拓展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然怪物。这一过程让人联想到，一个肥胖症患者，总是希望通过拉拽抻扯弹力衣来包裹膨胀的身躯，虽然看起来可以盖住，但实在是难言美观也并不合身，总是有衣不蔽体的时候。因此就有了批评者认定，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无法解释积极正面的社会道德与文化；在其理论框架中，这些运转着人类社会的正面特质，只不过是基因演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已。这也许是在人类社会行为到底由“先天”还是“后天”决定争论中，对社会生物学家最为有力的反讽式批判。
动物基因与人类文化的共同作用
很显然，社会生物学家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结论，太容易被人滥用，为种群优越性与种群歧视行为做辩护；稍稍极端一点就可以否认任何人改变现状的努力。因此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社会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论，威尔逊一直站在旋风的中央，而道金斯则成为他当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从各个学科（特别是考古/进化人类学）的大量证据，使得基因决定论显得牵强与幼稚。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许是在最初接受与运用“亲缘选择”理论的过程中就有些半推半就，威尔逊后来又妥协性地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理论——人类基因遗传进化与文化积累传递共同决定人类社会行为。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就是人类学会控制与使用“火”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当人们开始使用火，并开启了吃“熟食”的历程。这样一来，人们获得了更富有营养与更饱含热量的食物，身体也开始变化——牙齿更为小巧精致、下颌形状更为回收、胃开始变小、肋骨排列形状也得到改变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更多的营养与能量能够供应给大脑，大脑容量开始增大。而脑容量的增加，也开启了人类更有能力认识自然积累文化的另一个循环之路。
在理论上，也很容易理解上述观点。文化能够改变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被人们首先用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这一本能之外的文化加持，毫无疑问必然能够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生态压力（比如，掌握用火技术），从而改变人类基因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用更为学术的语言，人类的神经系统决定认知过程，认知决定了行为与群体聚合，进一步决定了人类的自然选择进程，因而决定了基因的演化。在最近1万年到4万年间，人类基因的进化速度显然加速，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突飞猛进的时代。
从生物社会学到人类学与社会学
正是因为文化在群体中产生、传播与演进，所以马上带来的一个矛盾：如果承认文化改变人类的进化历程与基因，一定是在群体层次，而非个体层次。正如进化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在2015年出版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中所言，人类文化的累积是点点滴滴逐步累积起来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群体中的社会学习过程，这样的群体智慧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强大的推动力——应对着生态压力，也改变着人类自身基因的自然选择过程。大约在180万年前，人类文化的累积达到了一个堪比“凯撒跨过卢比孔河”的临界门槛，人类的身体与大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真正统治地球的新的历程。
对于人类群体参与的自然选择，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阐释可能更为清晰。克里斯塔基斯在获得了医学博士并开始门诊大夫职业之后，又攻读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与耶鲁大学的社会学系与医学院获任双聘教授，其成名之作则是关于社会网络对于个人健康的影响差异。在2018年出版的《蓝图》中，克里斯塔基斯运用社会网络的基本观念，指出人们所面临的环境首先是社会中的其他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亦即文化产生的过程）成为了人类往前进化的第一步。因此，群体内的各种互动规则成为整个群体应对生态压力的基础。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群体的这些规则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也在自然选择中优胜劣汰。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成功的“好社会”有八个共同的特征，同时也是群体社会的进化优势所在。而那些缺乏其中一个或是多个特征的社会，则在进化过程中掉队，正所谓“成功的社会是相似的，而失败的社会则各有各的缺陷”。
从倾向于接受文化改变基因的观点开始，威尔逊显示了他与“亲缘选择”理论的疏远。最终在2010年，威尔逊与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数学家马丁·诺瓦克一起（对，就是那个人类合作行为研究的杰出学者）在《自然》发表论文，通过数学模型的论证，用群体选择替代了亲缘选择，宣告决裂。从此与三十多年的盟友道金斯反目成仇，相互攻击。
五、解释社会变迁的历程：跨过“卢比孔河”之后
生态地理环境决定变迁历程
出于担忧自己的学术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他人滥用，社会变迁的学者们通常十分小心翼翼地阐述自己“先天”决定主义的立场。前面提到的戴蒙德，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发达程度？”“一个社会甚至可以剥削与奴役另一个社会？”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生理学者，戴蒙德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他本身的学科领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戴蒙德追溯到人类社会起源之前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又没有脱离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演进进程。在他看来，不同的种群在各自社会文化起始之初占据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由此启动了不同的社会变迁的进程，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推动因素的抽象概括：枪炮（包括不同的气候、农作物等农业生产导致的人口聚集差异，形成文字产生、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差异，进一步形成群体政治结构与动员机制的差异，导致在不同社会之间的战争争斗的竞争性差异）、病菌（包括不同地域的牲畜种类的驯养带来人体寄生病菌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社会群体免疫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社会碰撞时瘟疫带来的大规模人口的消亡）、以及钢铁（包括地形地貌决定了早期的技术例如圆轮手推车的应用，农业生产的推进也带来科技的进步，进而在现代社会成为加速社会演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发达社会与落后社会之间的差距）。戴蒙德显然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决定主义色彩。他坚定地宣称，他的理论并不支撑当前现实世界理所当然的格局，更不能合理解释发达国家压迫剥削落后国家。他甚至可以接受这样的假定：如果在当初，当前落后社会与发达社会占据了对方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那么，现在的世界格局也许会完完全全地颠倒过来——当前的发达社会变成落后地区，而当前落后社会则成为最为先进的地区。
重心放在心理机制的演化
回到基因遗传与文化演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议题。进化心理学家也采用这一立场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但他们关注的焦点落在心理动机。对于斯蒂芬·平克而言，人性善或是人性恶，也许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也许并不重要。他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提出，在漫长的人类社会进化历史中，物质环境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人类心智中爱好合作与和平的心理动机逐渐占据了上风，压制了原始人类本能性的“心魔”。这一演化过程则显示为，人类社会历史中暴力的持续减少趋势。四种善良的天使亦即良善的心理动机，包括共情、自制、道德感与理性等；在更宏大的文化演进进程中，推动善良天使深入人性的历史力量，包括利维坦（国家力量）、商业（交流）、女性化（平等主义）、世界主义（包容）、以及理性的滚梯（反思的能力）等。
很多中国读者读到平克关于善良天使的理论，可能不由得联想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两者的确有着十分接近的理论设定：都是关于人的心理动机的讨论；对于善恶都没有前置的假设；都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相互的联系之中；都能够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并通过人们的实践过程能够达到一个更为良善的社会。
减少暴力：从个体心理到国家建构
有一些批评者指责平克忽视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这样的指责也许并不完全公平。在平克的理论中，推动善良天使的历史力量无一不是文化演化的进程。或许这些批评者更多的是不满平克，将理论重心放在了人类的心理动机，由此也就必然要拒绝文化演化对于群体选择的作用。也许在平克眼中，所有的人类社会行为都应当归因于人的心理动机，只能是局限于个体的层次，只是个人行为在集体层面的显现，才促成了群体/社会的变迁。
也许不同的学科关注不同的社会演化进程。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一定会特别注意到平克指出，大约5000年前国家政体出现之后，大幅度降低了人类社会的暴力行为。在社会学者看来，这也许就是“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步，因为这直接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赵鼎新在讨论中国与欧洲的古代战争历史的差异时，得出了一个让人赞叹的结论：古代中国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诸侯混战，霸权国家在秦、汉两朝完成了大一统的帝国政体，从而开启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上战争的大幅下降趋势；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因为没有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出现，多个国家文明体系共存延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得以继续。
《基地》第一季剧照 战争暴力型塑国家建构而由此可以直接推导出，国家政体的建立成为社会学讨论社会变迁的中心议题。事实上，国家的建立与暴力/战争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正是由于国家本身的强制性特征，韦伯将国家政体的建立当成一个获取绝对垄断性权力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支配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与经济领域。早期的研究国家建构的学者如弗朗茨·奥本海默认为，国家通常是胜利者将自身的统治扩展到失败者之中，通过彻底征服完成经济掠夺与政治统治，同时建立足够强大的力量对内镇压不满，对外抵御攻击。这样的讨论，听起来跟前面所讨论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进化选择过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适者生存，胜者为王！只不过，在这里是整个群体/国家作为进化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一种群体选择。
那么，战争又是如何推动群体选择的呢？通常意义上，战争不仅血腥残酷，对于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损失，那怎么又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力量呢？面对资源压力与外来威胁时，国家要么制造战争，要么应对战争。战争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很多时候需要整个社会的资源支撑，国家的动员能力与财政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谁能够动员更多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谁能够提供更多更精良的武器，谁就更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所以，对外的战争通常体现了对内的统治能力；而这些统治能力可以表现在群体/国家内部群体组织的各种合作过程，包括由此导致的创新、突变，以及其他提升竞争能力的策略与结果。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军队而言，更为有效的动员与命令体系是等级结构，所以战争必然对应着权力的扩张与集中。正如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所示，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在提升内部动员效率应对外部竞争的过程中，一定会走向权力集中，形成专制主义的等级控制。所以，就有了查尔斯·蒂利的名言“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塑造国家”。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演进过程中，战争就是“进化选择”的介质；被征服者经过战争的血洗被吞并而不复存在，但胜利者经过战争的洗礼更加壮大，也更为高效更为强大。
从一个更为宏大社会的视角，破坏了原有的状态，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只是，这样的过程过于血腥与残酷，而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从人类文明的演化角度来讲，小型社会经过战争演化成大型社会，减少了“潜在的未来战争”。这形成一个人类社会暴力自身的悖论：人类社会演化成大型社会的过程中，居然是通过破坏性最惨烈的战争来达到减少暴力的目的。事实上，在这之上还有另一个悖论：如果正如前面的讨论所言，经由战争演化出来的大型社会降低了暴力；但是暴力一旦产生在大型社会之间，其烈度与破坏性毫无疑问将会远远超出以往，成倍增加。
国家建构中更多的社会权力来源与类型
众多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都会认为，战争型塑国家建构，并且可能也是人类社会演进中最重要的过程。但另外有一些理论家则坚信，人类社会演进的进程中有着更多元的力量，国家政体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替代整个社会，在某些时候它甚至会让位于其他要素退居到后面，显现得并不突出。在迈克尔·曼1986年出版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社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一个各种类型的权力组合而成交错交叠的网络结构。社会权力的来源有四种，分别涵盖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意识形态的力量通常沉浸更深，只是有时显现但力量汹涌；经济力量贯穿日常生活长于建设；军事力量破坏力最强，令人生畏；政治力量则是具有高度的保守特征。这些权力网络从来都没有相互完全重合，总是以各种特定的组合方式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与各个地方，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人的各种组合方式与制度安排，成为人们据此行动并达成目标的手段与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类社会的权力来源也争夺着社会的权力网络空间，形成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晶，从而展现出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分布——亦即制度化的安排。
那社会演进的动力又来自何处呢？曼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权力的结晶结构安排下，总是存在一系列不同权力来源拼接处的“缝隙中增长”与权力结构安排下行为的“非预期后果”，这些过程必然与制度化的安排不一致，形成冲突。这就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所在。
迈克尔·曼的讨论理论化程度高，因而抽象甚至晦涩。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崭新的理解社会的观念转换之上。社会本身是抽象的，是各种权力类型不同的组合方式的制度化结果。放在上述从动物到人类社会的演化对比中，也可以找到这一观念转换的合理性。在跨过“卢比孔河”之后，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成为唯我独尊的物种，其他动物完全无法构成任何威胁，并沦落为人类攫取生存资源的对象（看起来，在地球上现在好像只有传染病菌是不多的可以寄生于人类，并让人类为其提供生存资源的物种）。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人类的生存进化的压力大幅度降低，除了人类自身之外，如今只有自然灾害与传染瘟疫，能够成为大规模杀伤人类的最大敌人；二是人类朝前进化的竞争对手转变成了人类本身，进化的动力机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各个参与竞争的人类社会的动员组织过程，既成为了竞争中输赢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成为了推动人类进化的重要媒介。因此，从曼的角度，人类社会的权力设定方式以及权力结晶结构，正好决定了其如何组织如何动员本身资源应对挑战的能力。
社会权力来源的具体属性与推动变迁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曼的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与政治四种权力来源，有着多种特征，组合方式与结晶结构也多种多样，甚至变得难以预测；而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却是在这些权力结晶结构中外的缝隙之中。这成为赵鼎新进一步提出自己理论的基础。在2015年出版的《儒法国家》中，赵鼎新大体接受曼的理论设定，但通过2000多年的中西历史对比，将曼的理论向前推动了一大步。首先，这四种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齐头并进步调一致的，它们各具特征，因而各自在制度化进程中将导致不同的权力结晶结构。特别的，赵鼎新认为军事与经济力量是在权力空间的争夺中，具有较强的工具理性，容易评估其效果并做出相应调整；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更为难以直接评估，其产生作用的过程只能是累积性的，因此有着天然的制度化的倾向。这样以及其他一些特征辨别，各种权力来源类型如何形成结晶结构的过程，就变得更为明确更为清晰。
其次，上述四种权力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的确如曼所言，人类社会中的权力来源相互竞争，争夺社会空间，形成权力结晶结构。这其实也是各种力量在社会空间之中，制度化定型成为长久设定的过程。但是，各种权力来源特征爆发力不一致，制度化累积特质不一致，因此在竞争过程中必然是各自竞逐，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相继占据主导；同时，一旦特定的权力结晶结构产生（竞争的结果），其制度化的结果必然对人类社会演进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其实也是人类社会变迁过程的抽象表达。
《基地》第一季剧照 学术生涯与理论谱系的演变可以认为，赵鼎新的这本著作是他几十年来社会学生涯的总结。仔细阅读他在此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可以发现，其他文章与书籍几乎都是为此书做准备。他博士毕业以后的研究，涵盖了集体行为推动社会变革，也包括生态位置决定社会行为特征等等内容。现在回头看，这些散布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在最后都成为构建宏大历史演进理论的特定社会过程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长期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回想起27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四方庭东侧凯利楼他的一楼办公室（Kelly Hall 104），经常聆听赵老师的提点与鼓励的情景，我甚至可以揣摩，构建一个解释人类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框架，也许就是他从昆虫学转投社会学的最根本的动力所在。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的思考就已经有了类似学术理想的萌芽。在我看来，赵鼎新的学术生涯充分展示了，从社会生物学说（动物世界）到文化演进学说（人类社会），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流派的谱系演变。
中西社会变迁的比较
最为让人赞叹、同时另一些人觉得争议十足的是，赵鼎新构建的这一理论，为一个经典的社会变迁议题提供了，我认为，迄今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从韦伯的讨论开始（前文已经提及），社会科学家一直在不停地讨论，中西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曾经长期领先，但是却没有生发出资本主义；而西欧的历史演进中却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并在近代超越中国成为领头羊。
其中的原因何在？在赵鼎新看来，这是一系列历史进程演进累积的结果：在春秋战国之后的战争过程中，部分因为全都处于温带地区的原因，最后产生了一个霸权国家（秦国）能够统一诸侯各国（西欧覆盖了温带与寒带，一直没有达成这一历史结果，因而随后的一千多年继续混战），这是军事力量的成果；在此一过程中以及此后的治理过程中，统一帝国使得战争大幅减少，也带来了权力结晶结构的制度化；而这一制度化的过程正好是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与政治力量（法家治理）的紧密结合，它具有天然的累积与保守的特质，反过来限制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科层制的官僚体系牢牢控制权力的社会空间，而军人与商人总是处于次要与边缘地位，这一社会权力结晶结构的设定，与西欧各国继续发动战争的社会权力分散结构完全不同；在西欧社会中，政治政体力量之外一直都有独立城市（经济力量推动财富生产与技术革新）、宗教组织（意识形态力量推动观念变迁）、贵族阶层（军事力量带来破坏过程）。作为对比，传统中国社会中意识形态与政治过度紧密的制度化，限制了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也阻碍了新兴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而西欧则是延续了各种社会权力的竞争过程，并最终产生了新兴资本主义。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互动，在中国与西欧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演进过程，也带来不同的历史结果。
历史变迁与世事轮转
迈克尔·曼与赵鼎新都是社会变迁演化学派的杰出代表。赵鼎新的理论部分起源于迈克尔·曼的基本设定，当然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解释社会变迁，“动力机制何在”显然是最重要的议题。一些人（包括曼与赵两位当事人本身，以及赵鼎新的老师约翰·霍尔）认为他们两人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着根本性不同。在各自的理论中，曼认为社会权力结晶结构的“缝隙中发展”与“非预期结果”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所在；而赵鼎新则指出，社会权力之间的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互动过程，才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所在。在我看来，这两者在文化演化的大框架之下，完全可以相互协调并不矛盾。从更根本上讲，赵鼎新的观点更符合更深刻的哲学观念：矛盾的产生与解决，才是推动社会的动力；而曼讨论的权力结构的缝隙，更像是变迁发生的地点与起源的位置。设想一下，如果正如赵鼎新所言，制度化往往反过来制约社会权力之间的竞争过程；那么这一辩证互动的进程中，制度化的制约能力当然是在权力结构的咬合交界的地方最弱；而在同一地点，社会权力的竞争当然也最激烈，更容易产生改变社会权力边界的可能。这里，应该就是社会变迁最容易开启的变革之所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边界是指各种社会权力的交界之处，并不一定就是地理位置上的边缘之处（当然，这两者有时重合）。
这样的思考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哲学观念。那就是，生态演化进程中的中心最具适应能力，因而也最为稳定也最为保守；革新进化往往起源于边缘，起源于失败的适应过程。这样的观念马上可以推论出一个历史演化的悖论：革新进化来自边缘，但适应发展之后却变成了新的中心。更进一步，在下一轮新的进化过程中，之前来自边缘的上一轮中心，必然再次败落为边缘，而上一轮的边缘地带中则将产生新的中心。
历史变迁，世事轮转。在进化变迁的原则下，我们能够确信，任何一个具有广泛辐射能力的中心文明或是帝国，也注定了必然衰败的结局。因此，更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沦落到边缘的、曾经辉煌的中心文明或者强大帝国，到底在什么时候能够通过怎样的进化变革，重返中心，重塑荣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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